体面。

    可天宝二年的这一排座次，看在一些老臣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第一排，坐着两个人：李林甫，陈希烈。

    李林甫，中书令，百官之首。他坐在御帐右侧第一席，穿着紫袍，戴着金鱼袋，面带微笑，气度雍容。他今年快六十了，可保养得好，面白无须，容光焕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席间有人敬酒，他举杯相应，笑得和蔼可亲——没有人能从这个笑容里，看出半分“口蜜腹剑”的影子。

    陈希烈，坐在李林甫下首。他是天宝元年拜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都笑称他是“讲老庄的宰相”。他精通老庄之学，给玄宗讲过《道德经》，讲得玄妙高深，玄宗龙颜大悦，一路把他讲进了政事堂。席间，他很少说话，只偶尔跟李林甫交换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一切妥当，无事发生。

    再往后看，第三排、第四排……坐着的人，都那么眼熟：御史大夫、大理卿、太常卿、国子祭酒……都是些安静的人。他们吃菜，饮酒，听歌，簪花，得体地笑，得体地行礼，得体地什么也不说。

    有一位白发的老臣，坐在靠后的席位上，看着这一幕。他叫贺知章，今年八十五岁了。

    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他诗写得好，酒喝得多，性格旷达不羁，自号“四明狂客”。开元十三年，太子宾客；开元二十六年，秘书监。他在朝五十余年，是开元年间硕果仅存的老臣之一——当年和他同榜的进士，早已一个不剩；当年和他同席饮酒的诗人，也大多作了古。只有他，还活着，还坐在曲江池边，参加赐宴。

    天宝二年春天，他已经是第二次上表请求致仕了。玄宗不许，说：“卿年虽高，精神矍铄，朕舍不得放你走。”贺知章没有坚持。他只在心里盘算：明年，后年，总要回去的。回越州去，看看镜湖的水，是不是还和年轻时候一样绿。

    他坐在席间，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张九龄。

    张九龄，开元二十二年拜相，开元二十四年罢相，开元二十八年病逝于曲江——他本来就是曲江人，死后，也葬在曲江畔。他在相位的时候，每一次曲江赐宴，他都坐在第一排，紧挨御帐；每一次，他都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玄宗要加封安禄山，他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要废太子，他说“父子之道，天性也”；玄宗要重用牛仙客，他说“仙客目不知书，岂堪大任”。他说的话，玄宗十句里听不进三句；可只要有他在，朝堂上就还有一种声音，叫作“反对”。

    张九龄死后，第一排的那个位子，换过几个人。先是李林甫独坐，后来陈希烈坐到了旁边。那个“敢言”的位子，再也没有人坐过。

    老臣又把目光，往更远处移。他想起的人，越来越多：姚崇，开元元年拜相，开元九年病逝，临终前，还在给子孙讲“十事要说”；宋璟，开元四年拜相，开元二十五年病逝，为相时刚正不阿，连玄宗的亲信犯了法，他都敢依律处置；张说，开元九年拜相，开元十八年病逝，一代文宗，边功赫赫；宇文融，括户八十万，死于贬途；裴耀卿，漕运改制，罢相后默默无闻……

    这些人，都曾是曲江赐宴上的常客。他们有的坐在第一排，有的坐在第二排，有的争得面红耳赤，有的被玄宗当庭斥责。可他们都说过话。他们都敢说话。

    如今，敢说话的人，一个都不在了。

    姚崇殁于开元九年，宋璟殁于开元二十五年，张说殁于开元十八年，张九龄殁于开元二十八年。宇文融死于贬所，裴耀卿也已老病家居。满座朱紫，竟无一人，是当年那些敢拍案而起的人。

    贺知章端起酒杯，敬了那个空座一杯。他想起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出京那天下着雪，他去送行。张九龄拉着他，只说了一句话：“季真，往后这朝堂上，就靠你这样的老人，多看顾着些了。”他点点头，说“放心”。可张九龄走了以后，他才发现，他什么也看顾不了——他老了，耳朵背了，说话的声音也小了，朝堂上的事，他越来越插不上嘴。他只能写诗。他写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

    他还想起一个年轻人。那是天宝元年，有个叫李白的诗人，奉诏来到长安，带着一卷诗稿，求他品评。他读了那卷诗稿，读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拍案叫绝，拉着李白就去酒肆喝酒。喝到尽兴，一摸腰间，忘了带钱——他解下腰间的金龟，往柜台上一放：“拿这个换酒！”金龟是官员的佩饰，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有；可贺知章不在乎。他只看重诗。后来，他到处向人推荐李白，说这是“谪仙人”下凡；玄宗知道了，召李白入宫，供奉翰林。一个布衣诗人，因为一位八十四岁老人的一句夸奖，一步登天。

    贺知章想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丝笑。可那笑，很快又淡了下去。李白进宫了，可他也只做了一个“供奉翰林”——陪陛下写诗，陪陛下游宴，写的好诗，被谱成曲子，在梨园里传唱；写得不好，连看都不让看。听说李白最近又喝醉了，在长安市上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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