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掌礼，礼毕酬功，理所应当。九龄，你多虑了。”

    张九龄道：“公，郑鉴是您的女婿，天下人都看着。”

    张说脸上的笑淡了些：“登山行礼，论功行赏，与亲戚何干？”

    张九龄不再说话。他看着张说的背影，总觉得这位老长官，把封禅当成了自己的一场大典。

    回程的路上，车驾绕道曲阜，玄宗幸孔子宅，以太牢之礼祭孔子。

    张说陪祭。祭毕，玄宗立在孔子像前，看了很久，忽然问：“张卿，泰山封禅，告的是天；曲阜祭孔，敬的是什么？”

    张说道：“敬的是‘文’。天授命，文立命。陛下封禅，是告天成功；祭孔，是告天下：大唐的太平，不靠刀枪，靠的是文章。”

    玄宗点点头，亲自燃了一炷香。

    出曲阜那日，朔风渐起。玄宗与张说并辔而行。远山如黛，残阳如血。

    张说望着泰山的方向，忽然说：“陛下，泰山之巅，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

    玄宗望着远山，轻声说：“最高的地方，风也最大。”

    张说一怔，还想说什么，玄宗已催马向前。那句话，就那样落进了风里。

    第二节改政事堂——中书门下体制

    要论这盛世的架子，得从封禅前两年说起。

    开元十一年，张说进中书令，拜真宰相。

    他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理政，是改堂。

    政事堂设在门下省。自高宗朝起，宰相们每天卯时到这里议事，议完各回各衙。这堂没有印，没有属吏，没有一间档案房。宰相议了事，还要写成状子，送进宫里画敕，再转回尚书省施行。绕一大圈，事情才能落地。

    张说在中书令任上坐了三个月，越坐越觉得不对劲。他算过一笔账：一桩救灾的事，政事堂议定，要三天；送宫里画敕，要两天；转尚书省行文，又要两天；等公文到州，七天过去了。州里再逐级往下传，灾民早就饿得啃树皮了。

    还有一桩，更让他堵心。开元初年，河南大水，政事堂议定了赈济章程，文书在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间转来转去，有一份底稿竟在吏员案头压了半个月。张说追问起来，那吏员委屈道：“相爷，政事堂没个专管的房，文书该归谁，谁也不清楚。”

    张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

    这日散朝，他把几位宰相留下，指着政事堂的匾额说：“诸公，这堂，该改了。”

    宰相们面面相觑：“改什么？”

    “改名字。”张说道，“从今往后，不叫政事堂，叫中书门下。”

    有人问：“换一块匾，有什么讲究？”

    张说道：“讲究大了。政事堂是个‘堂’，是个商量事的地方；中书门下是个‘衙门’，是个办差的地方。堂，散了就散了；衙门，得有印，得有吏，得有规矩。宰相要担天下之重，先得有一个担得起的架子。”

    说罢，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纸，上面写着改制方案：中书门下下设五房——吏房掌铨选，枢机房掌机要，兵房掌军政，户房掌钱谷，刑礼房掌刑法与礼制。五房分曹，各主一摊。另铸“中书门下之印”，设堂后官、主书，掌文书档案。

    有老臣嘀咕：“宰相议事，历朝如此，何必多此一举？”

    张说道：“历朝如此，是因为历朝宰相不用担这么重的事。如今户口日繁，政务如山，五房分曹，令出即行。诸公若怕麻烦，日后中书门下忙起来，你们自然明白这‘麻烦’，省了多少麻烦。”

    又有人道：“添了吏，设了房，养的人多了，朝廷的俸禄——”

    “俸禄是小账。”张说打断他，“公文压着不办，赈灾误了时辰，误的才是大账。诸公算一算，哪头划算？”

    满堂沉默。改制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换匾那日，是个晴天。老木匠拆下“政事堂”三个字的旧匾，又挂上“中书门下”四个字的新匾。匾是新楠木的，黑漆金字，在日光下闪闪发亮。

    围观的人里有位致仕的老臣，拄着拐杖看了半晌，叹道：“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官，见过政事堂挂过三块匾。这一块，怕是挂得最久的。”

    有人问：“何以见得？”

    老臣道：“前两块匾，挂的是‘商量’二字；这一块，挂的是‘权力’二字。权力有了衙门，衙门就会越长越结实。”

    张说正好经过，听了这话，脚步顿了顿，回过头来，向那老臣拱了拱手：“老丈说得是。可也请老丈记住一句话——衙门越结实，坐在里头的人，越要有怕。”

    老臣眯着眼看他：“张相怕什么？”

    “怕手里的印。”张说道，“印盖下去，就是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怕它，才不敢乱盖。”

    老臣拄着拐杖，看了他半晌，忽然笑了：“好。老头子活到这把年纪，头一回听见宰相说怕。张相，这块匾，挂得值。”

    张说没有再说话，迈步进了堂。

    当晚，张九龄来中书门下找张说议事。走到门口，抬头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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