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朝。他又私下里对韦温说：“相王旦，是先帝之弟，众望所归。太后若真要坐那把御座，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除掉相王。”

    韦温把这话传给韦后，韦后沉吟了一夜。

    那一夜，她站在中宗的灵前，看着那具冰冷的棺椁。三十年前，则天皇帝也是从皇后做起，一步一步，坐到了御座上。武后能走通的路，她为什么走不通？武后有高宗，她有李显；武后有满朝党羽，她有宗楚客、韦温、安乐公主。

    “明日，”她对韦温说，“先把相王除了。”

    第二节临淄王——隆基的潜伏

    长安城兴道坊，相王府。

    相王李旦，是中宗的弟弟，武则天的小儿子。他这辈子当过两次皇帝，加起来没满十年，其余时间，不是在做皇嗣，就是在做相王——一个被人让来让去、又被人防来防去的王爷。他共有六个儿子，第三子李隆基，封临淄王，如今就住在府里。

    李隆基今年二十六岁。他生于垂拱元年，那时父亲还是皇帝，他是金尊玉贵的皇孙。六岁那年，父亲从皇帝变成了皇嗣，他从皇孙变成了“罪人”的儿子；九岁那年，母亲窦德妃被祖母赐死，连尸首都没留下。他是在宫墙的阴影里长大的孩子，见过太多死人，也见过太多活人一夜之间变成死人。

    从那时起他就明白：在这座宫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藏得住，才活得下去。

    景龙三年，他从潞州别驾任上回京。潞州两年，他表面上是个闲散别驾，巡巡田，看看水，偶尔陪州官吃酒。可他住的宅子，夜夜有客：州县的小吏、道上的豪杰、落第的举子、退伍的老兵。潞州人私下传：临淄王住的宅子，夜里有紫气。这话传到京城，韦后听了，只当个笑话：“一个闲王，能有什么紫气。”

    潞州任上，有一回州官设宴，席间有人喝高了，指着李隆基说：“王爷，您这辈子，就这么过么？”满座皆惊。李隆基端着酒杯，笑了笑，把话岔开：“这么过，不好么？”那人还要再说，被旁边的人按住。散席后，州官悄悄对那人说：“你方才那句话，够你死三回的。”那人吓出一身冷汗。

    回京之后，他愈发低调——不斗鸡，不跑马，不进声色场，每日只去两处地方：一处是相王府的佛堂，陪着父亲念经；另一处，是皇城外的羽林营房。

    他结交万骑。

    万骑，是羽林军中的精锐，宿卫宫城的核心武力。这支部队的将士，多是长安市井的豪横子弟，武艺好，脾气大，也最受不得气。韦后当权后，把万骑交给了侄子韦播、外甥高嵩掌管。韦播、高嵩是纨绔出身，不懂带兵，只会立威：动辄杖责将士，罚俸扣饷，把一群骄兵悍将打得怨声载道。

    怨气，就是机会。

    韦播杖责万骑的场面，李隆基亲眼见过一次。一个万骑小校，当值迟了一刻，被按在营门口，当众打了四十杖。小校咬碎了牙，一声不吭。散了，李隆基走过去，从怀里掏出一瓶金创药，塞进他手里：“兄弟，忍着。”

    小校愣住：“王爷……”他摆摆手，走了。三天后，那小校成了他府上的常客。

    他不以王爷自居，混在营房里，与万骑的将士同席饮酒，称兄道弟。有人说：“王爷，您该避避嫌。”他笑：“我一个相王的第三子，有什么嫌好避的？”

    他不摆架子的名声传出去，万骑的中低级将领，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之流，都与他称了莫逆。这些人里，有个叫陈玄礼的，沉默寡言，李隆基却格外看重他——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从不抢话，可每一句话，都落在点子上。多年以后，这个名字还会在史书上再出现一次。

    他结交的另一个人，是刘幽求。

    刘幽求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时任朝邑尉，一个八品小官。他在长安的旧宅里，与临淄王对坐论天下事，常常一谈就是一整夜。烛花结了又落，两人从武后的旧事，谈到韦后的新权，谈着谈着，刘幽求忽然说了一句：

    “殿下，韦氏当国，天下必乱。乱，则殿下可乘。”

    李隆基没有接话。他端起茶盏，吹了吹，慢悠悠地说：“我一个小小王孙，能乘什么？”

    但他没有否认。从那天起，刘幽求成了他最贴心的谋士。

    还有一个人，钟绍京。

    钟绍京是禁苑总监，管着皇家的园林宫苑，也管着禁苑的门钥。禁苑毗邻宫城，是兵马入宫的必经之路。李隆基常去禁苑射猎，一来二去，与这位总监熟络起来。钟绍京出身微贱，写得一手好字，李隆基便从家里翻出几卷前朝法帖送他。钟绍京捧着法帖，手都抖了：“殿下……这，这太贵重了。”

    “字是死的，人是活的。”李隆基拍拍他的肩，“钟总监的字，才是活的。”

    钟绍京收下法帖，也收下了这份交情。

    李隆基背后，还站着一座山——太平公主。

    韦后也召过相王。名义上是议大行皇帝丧仪，实际上，满殿的人都在看相王的脸色。相王进门，叩头，问安，答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韦后问什么，他答什么；韦后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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