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来我们店里赊过螺丝，从来没还过钱，我爸也没追过。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现在让我们过去。”

    邱成海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杨晓东以为他会像元宵节那样退让——上次在海堤上他也是这样，最后收了手，带着人走了。但台风夜的酒精和恐惧是不同的东西。恐惧能把最微小的恶意发酵成最盲目的暴力，而酒精能让一个本来还有理智的人把所有的不安都投射到一个具体的靶子上。这个靶子不需要有任何实际的过错，只需要有“外来的”“不一样的”“让人看不惯的”这些特质就够了。杨晓东这几年在东埔的存在，对这些人来说一直是那根刺。他穷但他不低头，他被打了不跑，他喜欢的人在厦门学烹饪而他们的女儿还在村里种地。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我爸以前也帮过你们家不少忙。”邱成海的声音变得低沉，不是平静，而是风暴来临前那种危险的压抑，“但你去了厦门之后，我爸在村委提了几次给你们家申请助学金的事，你爸不要。你爸说——‘我女儿不用别人施舍。’我听到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不要。你爸一个开五金店的，有什么资格说那是施舍？我们家需要你们给面子的时候你们不给。现在你们出了事，又想到有我这个表哥了？”

    “那次不是施舍——是你在申请表上多写了学费金额，想自己扣一部分。我爸发现了，没戳穿你，只是说了句不要。”邱玉林的声音忽然变冷了。她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大概是不想撕破脸，但今晚的风雨把所有的遮羞布都撕掉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我爸不知道？”

    邱成海的脸色变了。他身后的窃窃私语也瞬间安静了。这件事他以为烂在肚子里就没人知道，但此刻被当众抖落出来。他握着木棍的手指关节发白，手电筒的光在雨幕中晃动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笑。“行。你知道就好。那今晚这事就别怪我。”他往后退了一步，用手电筒指了指杨晓东，“大家看清楚——就是这个杨家的儿子，两年前缠上阿琳，把她拐到厦门去。她在厦门学坏了，回来就不认亲戚了。现在天怒了，台风来了，海水倒灌了，就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海堤破了，谁知道是不是他搞的鬼？有人看到他在海堤那边晃了好几个晚上，鬼鬼祟祟的。台风眼还没过去，他就冒雨跑过来——不是他招来的灾是什么？”

    那些话没有任何逻辑，但在台风夜里，在一群被恐惧和酒精支配的人中间，逻辑是多余的。只需要一个靶子。只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认识、都看不惯、都可以把恐惧发泄在他身上的人。杨晓东就是那个人。他从来不欠这些人什么，但他犯了一个在东埔最不能被原谅的错误——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不跟他们一起打牌喝酒，他跟一个辍学的女孩走得近却又让她走得更远，他上了初中，考了全班第二，身上还带着所有渔民都不认识的“贝壳碎片”。不一样，就是原罪。恐惧需要一个出口——而他就是那个出口。

    “别跟他废话了。”有人把木棍在地上磕了一下，溅起一片水花。

    杨晓东感觉到邱玉林的手在他手臂上收紧了一下。他转过头看着她——她的脸上全是雨水和泪水，头发贴在额头上，锁骨间那枚银色的小吊坠在闪电中闪了一下。她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是那句他从认识她以来就听惯了的话。不是“我喜欢你”，是更深的那个。是“你这个傻子”。

    “玉林姐。”杨晓东把她父亲的手臂从自己肩膀上放下来，架到邱玉林肩膀上。“你扶你爸走。从后巷绕过去，一直往上走，地势越高越安全。到了避难所给尚杰打电话。他知道怎么做。”

    “那你——”

    “我拦住他们。”

    “不行！”邱玉林的声音拔高了，“你拦不住这么多人——”

    “我拦得住。”杨晓东把安全帽摘下来，扣在邱玉林头上。雨水瞬间打湿了他的头发，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他把手伸进雨衣内侧口袋——那片防水布做的口袋里，掏出那包贝壳碎片。塑料袋被水泡得有点变形了，但封口还完好。他把塑料袋塞进邱玉林手里。“帮我保管。等我回来找你拿。”

    邱玉林低头看着手里那包碎片——她挖的蛤蜊，他捡的贝壳，邱尚杰一拳打碎的，她自己手链上取下来的那片淡粉色，全部在这个小小的塑料袋里。她的眼泪滴在塑料袋上，和雨水混在一起。

    “你敢不回来。”她说。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推了她一把——往巷子深处，往上坡方向。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那群人。

    邱成海和那十几个人站在巷子口，手电筒的光穿过雨幕，把杨晓东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面上。他的影子被光拉得很大很大，像一个不属于十五岁的巨人。风雨在他身前身后咆哮，他膝盖上的伤口还在渗血，但他的手很稳。他站在巷子中间，一个人，面对着十几道手电筒的光束和十几张被恐惧和酒精扭曲的脸。

    “我哪也不去。”杨晓东说，声音不大，但穿透了风雨，“我就站在这里。你们有什么话，跟我说。别追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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