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吹散，被潮水带走，被新一天的太阳覆盖。但东埔太小了。小到任何秘密都装不下，小到任何改变都会被人用放大镜审视，小到那些被你以为已经平息的暗流，其实一直都在深处涌动。只是你站在岸上，看不到罢了。

    六月二十四日，台风“珍珠”在台湾海峡上空拐了一个弯，直扑闽南沿海。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东埔村的渔民们紧张起来——这个级别的预警意味着台风中心可能会从东埔附近掠过。杨建国从码头上赶回家加固门窗，搬运队的工友们把码头上的货物转移到高地仓库里，用防雨布盖了一层又一层。杨晓东帮着父亲在院子里钉木板，在门缝里塞旧报纸，把院子里的花盆和杂物全部搬进屋里。母亲在厨房里烧了一大锅水，把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都灌满了——她经历过台风断电停水的日子，知道那种滋味。

    台风在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正式登陆。杨晓东一夜没睡。狂风像一头困兽在东埔村的上空咆哮，暴雨砸在瓦片上的声音密集得让人头皮发麻。断电了，家里点起了蜡烛。微弱的烛光在漏进屋里的大风中摇曳着，把一家四口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摇晃晃的，像坐在一条风暴中的小船上。父亲坐在门口守着，母亲抱着妹妹缩在墙角，杨晓东站在窗户旁边看着外面——海面上巨浪翻涌，白色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在堤坝上，溅起的水花飞过了海堤。他活了十五年，没见过这么大的台风。

    他的手机在凌晨三点收到一条短信。是邱玉林发来的。

    “晓东，五金店进水了。我爸在搬货的时候摔了一跤，腿动不了。水一直在涨，货架倒了一半，门被风堵住了出不去。尚杰在泉州还没回来。我怕。”

    杨晓东看着这条短信，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秒。然后他穿上雨衣。

    “你去哪？”父亲在门口喊。

    “邱玉林家进水了。她爸摔伤了。我去帮忙。”杨晓东把手机塞进防水袋里，别在腰上。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从枕头下面拿出那包贝壳碎片，放进了雨衣内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母亲缝的，和他棉袄上那个被邱尚杰一拳打穿的暗兜在同一个位置。只是这一次，口袋是用防水布做的。他拍了拍胸口的位置，感觉到碎片隔着雨衣和衬衫硌在肋骨上，然后系紧了雨衣的扣子。

    “现在出去太危险了！”母亲也站起来了，蜡烛在她手里晃了一下，蜡泪滴在她手指上。她甩了一下手，用更大的声音喊，“风这么大，树都刮倒了，你——”

    “爸。”杨晓东看着父亲。

    杨建国沉默了几秒钟。他看着儿子——个头已经超过自己肩膀的儿子，手掌上已经有薄茧的儿子，在码头分拣货物从来不喊累的儿子。他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儿子对他说“我知道可能会输，但不做一定会输”。那时候他以为儿子说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初恋。现在他知道了，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他自己年轻时没能做到的事情。

    “戴上安全帽。”杨建国站起来，从工具箱里拿出码头上用的安全帽，扣在杨晓东头上，“院子里的竹梯靠在墙边，别走海堤——海堤现在肯定淹了。走村里面那条巷子，从榕树那边绕过去，地势高一点。手机开着，每十分钟给我发一条短信。十分钟不发，我就去找你。”

    “你去了妈和妹妹怎么办？”

    “我会先把她们送到邻居家。别废话，快去。”

    杨晓东点了点头，推开院门冲进了风雨里。

    外面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世界。海堤方向的巨浪已经冲上了堤面，海水倒灌进村口低洼处的巷子，积水没过脚踝。雨不是在下——是在横着飞，像无数根针同时扎过来。路边的龙眼树被风连根拔起，横在巷子中间，杨晓东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过去。有户人家的铁皮屋顶被掀掉了，在风中翻滚着飞过巷子上空，撞在另一家的墙上发出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他在村里生活了十五年，走过无数次这条路，但在台风夜的黑暗中，一切都变得陌生而危险。

    他摸黑走过了东埔村的主巷，从大榕树下绕过去——榕树的树枝被风扯断了好几根，垂在地上，像被打断的手臂。他从榕树的断枝间钻过去，继续往前走。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邱玉林说她怕。她从来不轻易说“怕”。她被她爸骂“白眼狼”的时候没有说怕，被弟弟打肿眼角的时候没有说怕，被村里人指指点点的时候没有说怕。她如果说怕，那就是真的怕。她此刻一个人在那家被水淹了一半的五金店里，身边是摔伤动不了的父亲，门外是横飞的暴雨和倒灌的潮水，手机屏幕大概是她唯一的光源。

    杨晓东花了将近四十分钟才走到镇上。平时走海堤只要十五分钟，但今晚他不得不绕开被淹的低洼路段、被刮倒的树木和碎了一地的玻璃碴。他爬过了一截被台风吹倒的围墙，裤腿被碎玻璃划了一道口子，膝盖磕在地上，雨衣磨穿了一个洞。他顾不上疼，站起来继续跑。

    鸿山镇的情况比东埔村更糟。街道上积水及膝，商铺的招牌被风吹掉了一半，有几家的卷帘门被风压得凹了进去。杨晓东趟着水往前走，经过四果汤店——铁栅栏门半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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