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从去年冬天那些歪歪扭扭的生字，到今年春天那篇抄了半页的孙少平的信，再到最近一页那个“杨晓东是傻子”。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里，和装贝壳碎片的塑料袋放在一起。

    十月的石狮，海风开始转凉。杨晓东升上初二后的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班级第五，年级前二十。陈美华在班会上表扬了他，说“杨晓东同学上学期期末是第十名，这学期进步到了第五，大家要向他学习”。王海涛在下面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低声说：“你这小子，是不是吃了什么神药？”杨晓东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努力读书不只是为了父亲的期望，更是因为他在给邱玉林讲课文的时候发现，把自己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是学得最牢的方式。

    邱尚杰在泉州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活，很少回东埔，只有周末偶尔回来一趟。杨晓东有一次在镇上的公交站碰到他——他刚从泉州回来，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脸上带着一种被高中生活打磨过的疲惫。两个人站在同一个站台上，隔了大约两米远。

    “你姐最近怎么样？”杨晓东问。

    “挺好。上周她参加学校的烹饪比赛拿了二等奖。做了个什么——荔枝肉。她说那道菜是你上次在书上翻到的。”邱尚杰把书包放在地上，揉了揉肩膀，书包带子勒出的红印在他脖子上清晰可见。“你在初二怎么样？”

    “还行。月考第五。”

    “还行。”邱尚杰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语气里的意味有些模糊——也许是想起了自己一年前对杨晓东说的那句“你就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好的”。他把手从肩膀上放下来，站直了身体，像是无意中卸下了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公交车来了，两个人各自上了不同的方向。邱尚杰往东埔村的方向，杨晓东往鸿山镇的方向。

    十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杨晓东放学后去了一趟滩涂。他刚帮陈美华搬完新到的练习册，手上还沾着油墨的味道。夕阳把海面染成了一片暗金色，那艘搁浅在滩涂上的旧渔船倾斜着，船底被海水泡得发黑，上面长满了藤壶。他走到那块大石头旁边坐下，把书包放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包贝壳碎片。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十月，十三个多月了。他把碎片倒在手心里，大大小小十几片，最大的那片上面还保留着半圈纹路。邱玉林手链上取下来的那片淡粉色贝壳也在里面，颜色没有刚捡来的时候那么亮了，但边缘那圈锯齿还很清楚。还有那枚完整的贝壳，裂缝还在，但没有碎。

    他把碎片重新放回塑料袋里，正准备站起来回家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邱玉林打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像是憋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杨晓东，我跟你讲个事。今天学校来了一个酒店招聘宣讲——是厦门岛内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他们说可以给烹饪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实习期六个月，包吃住，每个月还有八百块补贴。我们老师说，如果实习期表现好，毕业后可以直接签正式合同，起薪一千五，交五险一金。”

    “你想去？”

    “我想去。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选上——一个班只有五个名额，按实训课成绩和理论课成绩综合排名。我理论课还行，实训课上次比赛拿了二等奖，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我又有点怕——怕选不上，又怕选上了做不好，毕竟是四星级酒店，他们要求肯定很高，万一我做错了菜被客人退回来怎么办。”她的语速很快，杨晓东从电话里能听到她那边宿舍里其他女生聊天的背景音——有人在说闽南语，有人在咯咯地笑，有人在水房里洗衣服。

    “你可以的。”杨晓东说。

    “你怎么又知道？”

    “因为你切的菜是用在五金店里剪铁丝的手练出来的。”

    邱玉林沉默了一秒，然后笑出来了。那个笑声被电话压缩了一些，但杨晓东还是能听出里面多了一些东西——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不是压抑了太久之后破罐破摔的豁达，而是一种自然的、轻松的、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笑。和她在东埔时的笑不一样——那时候的笑是一道光，稀罕而珍贵，让人想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现在的笑像呼吸一样平常，她不再需要特意积攒，随时都可以笑出来。

    “你还在台球室打工吗？”她问。

    “偶尔去。一周两次。”

    “别太累了。”

    “不累。我爸介绍我在码头做分拣，比台球室轻松，赚得也多一点。你弟说他寒假想去泉州那边找工地上的零活，被我爸知道了，我爸说太危险，给他在码头找了个整理货单的轻活。”

    “你跟尚杰现在——怎么样了？”

    杨晓东想了想。“上周在公交站碰到了。他问我在初二怎么样，我说月考第五。他说‘还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杨晓东听到邱玉林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努力压抑着什么。“你知道吗，去年十二月，尚杰在食堂后面打了你之后，我回到家跟他大吵了一架。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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