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她帮我捡的。是我自己捡的。在她的桶里。”杨晓东说完，发现这句话说不清楚，笑了一下。“是我从她挖的蛤蜊里找到的。”

    母亲伸出手，拿起一片较大的碎片，放在灯下看着。贝壳的内壁在光照下反射出柔和的虹彩，一片片细密的光泽像水面上的油膜一样变幻着颜色。“挺好看的。你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小时候你爸带你去滩涂上，你光顾着追螃蟹。现在倒是学会看贝壳了。”

    “妈——”

    “我知道，”母亲把碎片放回他手心里，手掌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拍，“你不用解释。你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杨晓东看着母亲走出房间的背影，把贝壳碎片重新包好放回口袋里。

    第二天下午，杨晓东两点就站在了海堤上。阳光毒辣，海堤的石板被晒得烫手。他用手遮着额头往西边看，远远地就看到邱玉林走了过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领口整整齐齐地翻着，头发没有扎起来，披散在肩膀上，被海风吹得像一面柔软的旗。她手里拎着布袋子和那个熟悉的红色塑料桶。她走得很快，几乎是连走带跑，杨晓东隔着几十米就看到了她脸上的笑容——不是那种含蓄的笑，而是嘴角快要咧到耳朵根的、毫无保留的笑。那笑容在七月的阳光下亮得晃眼，比海面上的波光还要明亮。

    “你跑什么？我又不会跑。”杨晓东冲她喊。

    “不是怕你跑，”邱玉林气喘吁吁地爬下堤坝，声音因为喘气而断断续续，“是怕我等不及。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在看钟，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杨晓东伸手接过她手里的桶，放在石头旁边。“报名的事怎么说？”

    “八月二十号，还早。我爸说这几天要带我去厦门实地看一下——他说不能让我一个人去。他要亲眼看看那个学校是不是正规的，是不是骗人的。”邱玉林在石头上坐下，拍着胸口顺气。她把布袋子放在膝盖上，里面照例装着保温杯和用旧报纸包好的芋头糕。

    “你爸要亲自去？”

    “嗯。”邱玉林打开保温杯，倒了两杯豆浆，把其中一杯递给杨晓东。豆浆是冰的——她大概提前放进了冰箱。在七月的高温里，冰豆浆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感觉像是一场小型救赎。“他说既然要去，就认真去。还问我那个学校的电话，说要打电话问清楚学费的事。我说简章上有电话，他就拿去柜台旁边，戴上老花镜——他以前从来不戴老花镜的，嫌显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过去，问了人家招生办的老师好些问题。学费、住宿、实习、毕业推荐工作，问得比我还仔细。”

    杨晓东听着她的描述，想象着邱玉林的父亲——那个在五金店柜台后面坐了二十年的男人，戴着老花镜，用手指指着简章上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数字地拨。他大概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正式的电话，大概在等待接通的那几秒里手指在发抖。但他打了。为了女儿。

    “他问了多久？”

    “快半小时。我在旁边听着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人家招生办的老师大概被他问烦了，最后说‘家长你放心，我们学校是正规公办职业学校，不收任何额外的费用’。然后我爸挂了电话，转头对我说——‘这个学校可以。’就五个字。但他说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杨晓东喝了一口豆浆。很甜。比平时更甜——邱玉林大概把一整袋白糖都倒进去了。他知道这不是因为豆浆本身有多好喝，而是因为邱玉林此刻的心情甜得快要溢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邱玉林放下杯子，双手捧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我爸说——他说他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不要放在心上。他说他那时候是被气昏了头，说了很多不该说的。他说他知道我这几年不容易，只是他不会表达。他说——他说我妈走后，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儿相处。”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在心里默默地把邱玉林父亲的形象拼凑起来——那个在酒桌上放话说要让杨家在东埔抬不起头的男人，那个拍着桌子骂女儿“白眼狼”的男人，那个在饭桌上把筷子摔在桌上的男人。但同时，也是那个在妻子离开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的男人，那个在女儿辍学后沉默地给她安排工作的男人，那个戴着老花镜给招生办打电话的男人。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的父亲。

    “那他对我呢？”杨晓东问。

    邱玉林的笑容淡了一些。“他——他还没提你。但我觉得，他不提不是因为反对，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以前他在气头上说的那些话，现在大概自己也觉得后悔。你不知道，他这几天对尚杰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那个姓杨的小子，人怎么样？’”

    “尚杰怎么说？”

    “尚杰说——”邱玉林学着弟弟的语气，“‘还行。不讨厌。’”

    杨晓东忍不住笑了一下。邱尚杰的“还行”，大概是他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比任何长篇大论的赞美都真实。

    “那你怎么说？”他问。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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