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了，只是说：“算了。”

    他转身走进了台球室。门帘在他身后落下，遮住了里面喧嚣的灯光和烟雾。

    杨晓东站在路灯下，看着邱尚杰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面。他忽然想到一件事——邱尚杰从头到尾没有说过“对不起”或者“以前的事算了”。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做同一件事。他的方式不是道歉，而是用行动去弥补。这大概是这个男孩最接近道歉的表达方式——比起嘴上说一句“对不起”，他选择用放弃前途来威胁父亲。

    杨晓东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王海涛从台球室里出来找他。

    “你没事吧？他找你干嘛？没动手吧？”王海涛的语气很紧张，手里还攥着刚才那本卷起来的《篮球先锋报》，像攥着一根随时准备挥出去的棍子。

    “没有，”杨晓东说，“他只是说了一些事。”

    “什么事？”

    “他姐的事。”

    “他能说什么好话？”王海涛皱着眉头，“他那种人——”

    “他说他要帮他姐去读书，”杨晓东打断了他，“他说如果他爸不同意，他就不去泉州。”

    王海涛愣住了。他的嘴巴张了张，像是想说“什么鬼”，但没说出来。过了好几秒，他才挤出一句：“邱尚杰？说这种话？”

    “嗯。”

    “操，”王海涛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杨晓东一根，杨晓东摆手，他自己叼上了，“这个世界我不懂了。”

    “你也不懂我当初为什么在台球室扫地攒钱。”

    “那是两回事。你是喜欢邱玉林，你做那些事我能理解。但邱尚杰——他图什么？”

    杨晓东想了想。“他爱他姐。只是以前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有些人表达关心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可能伤害对方的人都赶走，然后发现自己才是那个伤她最深的人。”

    王海涛抽了一口烟，烟雾被海风吹得四散。他靠在电线杆上，看着路灯下飞舞的小虫子，若有所思。

    “所以你俩现在是——和好了？”

    “不算和好。最多算——停战。”

    “那也行，”王海涛弹了弹烟灰，“停战比打仗强。”

    杨晓东“嗯”了一声。但他心里知道，邱尚杰说的那句“村里最近有些话不太好听”意味着什么。邱尚杰个人的态度转变了，不代表全村人的态度都转变了。邱玉林父亲在酒桌上发泄的那些话，正在像病毒一样在东埔的熟人社会里传播。那些听风就是雨的人，那些把别人的家事当成谈资的人，那些在榕树下乘凉时嚼舌根的人——他们不会因为邱尚杰站在姐姐这边就改变看法。

    他想起父亲年轻时的事。那个叫阿珍的女孩，她爹带着亲戚来码头堵过父亲。东埔的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年轻人相爱，长辈反对，亲戚插手，最后变成两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子的对立。区别只在于，有些故事以妥协告终，有些故事以逃离告终，有些故事以更惨烈的方式终结。

    杨晓东不知道他和邱玉林的故事会属于哪一种。

    六月二十五日，杨晓东在滩涂上等到了邱玉林。

    他下午三点就到了。台球室今天不营业——林老板去泉州进货了，门锁着。杨晓东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提前来了滩涂。退潮刚结束，滩涂上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水膜，反射着下午的阳光，像一面巨大的浅色镜子。有几只白鹭在浅水里踱步，时不时低头啄一下，长长的脖颈弯成一个优雅的弧线。

    邱玉林是四点左右到的。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衬衫上沾了几点洗不掉的机油印，袖口整齐地卷到胳膊肘——头发扎成一个松松的马尾。她的脸上没有泪痕，眼睛没有红肿。她走过来的时候步伐很稳，不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像是在走一条不确定的路。她的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种压抑了太久终于看到希望的轻快。

    “尚杰跟你说过了？”她在杨晓东旁边坐下，石头的表面被晒得温热。

    “说了一些。你爸松口了？”

    “还没完全同意。但比之前好多了。至少没有再骂我。”邱玉林从布袋子里掏出保温杯，给杨晓东倒了一杯豆浆——还是她自己磨的，放了比平时更多的糖。豆浆在保温杯里晃荡着，表面浮着一层细密的泡沫。“他说等尚杰成绩出来再跟我谈。如果尚杰考得好——去了泉州——那店里确实需要我。但如果尚杰考得很好——能拿到奖学金——学费不用家里出的话，他就考虑让我去厦门。”

    “考虑”，不是“同意”。但比“不可能”已经好了一万倍。杨晓东接过豆浆，喝了一口。豆浆很甜，但那股暖意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比任何一次都暖。

    “尚杰考得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数学和物理不太好，但语文和英语发挥得不错。今天去学校对答案了，回来的时候表情比考完那天好多了。他说有把握上线，但不知道能不能拿奖学金。”

    杨晓东点了点头。如果邱尚杰能上线，能拿到奖学金，邱玉林去读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虽然八千块的学费还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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