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住他的时候也是这样——脊椎骨一节一节的，像一串被海水打磨过的贝壳。

    不知道过了多久，邱玉林才抬起头。她的眼眶更红了，但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又提了去读书的事。我不该在饭桌上提，但吃早饭的时候没机会，上午店里又一直在忙。”她深吸了一口气，“我爸又炸了。比上次更凶。”

    “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白眼狼，”邱玉林的声音开始发抖，“说我不顾家里，说我被外面的人带坏了。他说——他说他要找你们家算账。”她把“外面的人”四个字咬得很重，大概这就是她父亲用来指代杨晓东的词。

    杨晓东的心沉了一下。这个“外面的人”显然指的是他。但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找我们家算什么账？”

    “他说是你把我教坏了。说以前我从来不提这些事，老老实实在店里看店，自从认识你之后整个人都变了。说你给我洗了脑，让我变得不听话。说要去码头找你爸，让他管好他儿子。他说已经放话出去了，说你勾引良家姑娘，让你在东埔抬不起头。他昨天在镇上跟人喝酒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你对我好，你教我认字，你给我念课文，你帮我攒学费。我说你从来没有——”

    “不要替我辩解。”杨晓东说。

    邱玉林愣住了。“什么？”

    “不要替我辩解，”杨晓东重复了一遍，“你爸需要一个靶子。他接受不了你变了，所以他需要一个理由。外面有人把你教坏了——这个理由比‘我女儿不想再被我控制了’要好接受得多。如果你替我辩解，他会更生气。他会觉得你不只是被教坏了，你还被洗脑到替那个教坏你的人说话。你跟你爸说——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自己想去读书的。不要替我辩解，让他冲我来。我不怕他。”

    邱玉林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你不明白，”她说，“我爸不是那种可以讲道理的人。我妈走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他觉得全家都应该为了尚杰——尚杰是他的希望，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帮衬的工具。现在连这个工具想离开了——想有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背叛。”

    “那就让他觉得是背叛。”杨晓东说。

    “你说得轻巧。”邱玉林的声音里带了一丝苦涩，但更多地是一种疲惫的无奈，“你不了解他。他说要找你们家算账，他就真的会去。你不知道他认识码头上的那些人。你不知道他在村里说了什么。你爸在码头干活，你妈在服装厂上班——如果因为你的事让他们受了牵连，你会后悔一辈子。”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知道邱玉林说的是对的。邱家的关系网在东埔像滩涂上密密麻麻的螃蟹洞，表面看不出来，底下四通八达。邱玉林的父亲在镇上开店二十年，认识的人遍布各个角落。如果他真的想给杨家找麻烦，他有的是办法。

    但杨晓东也知道另一件事。如果因为怕麻烦就放弃，那邱玉林的眼泪就白流了。她在饭桌上的那句“我想去读书”就白说了。那个信封里的一千八百块钱就白攒了。他摸了一下裤兜里那包贝壳碎片，指尖隔着布料感受到碎片的形状——尖锐的、不规则的、但每一片都带着珍珠层的光泽。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不知道。”邱玉林说，双手抱着膝盖，下巴抵在膝盖上，像一个缩成最小体积的贝壳，“尚杰现在站在我这边，但他马上要中考了。我不能让他分心。等他考完——也许等他考完之后，家里的气氛会好一点。也许我爸到时候能冷静下来听我说。”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邱玉林沉默了。她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不管怎么样，”她最后说，“我不会放弃的。我已经跟他吵了两顿了，再吵几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再怎么骂我，也不会真的打我。他只是骂。”她的声音低下去，“他只是骂。”

    杨晓东看着她的侧脸。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脸上的泪痕染成了金色。他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在食堂后面的那片空地上，邱玉林挡在他面前对邱尚杰说的那句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那时候他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分量。现在他理解了。在邱家的叙事里，邱玉林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看店的、赚钱的、供弟弟读书的。她没有自己的需求，没有自己的梦想，没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她和杨晓东在一起，不只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这个沉默寡言的初一男生，是唯一一个把她当成独立个体来对待的人。

    “你再跟他说一次，”杨晓东说，“不是吵架，是好好说。不要只说‘我想去读书’，要告诉他为什么。告诉他你看过那些招生简章，告诉他你笔记本上抄过的那段孙少平的话。让他知道你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被我教坏了，而是想了很久，认认真真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就算他听不进去，你也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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