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食堂后面对他说“你配吗”的邱尚杰，那个在村里放话说要让他“在东埔待不下去”的邱尚杰，那个在十二月八日把拳头砸在他胸口上的邱尚杰——居然在饭桌上站在了姐姐这边？

    “然后呢？”

    “然后我爸就炸了。他拍着桌子骂尚杰，说他不识好歹，说他姐为了他付出了多少多少，说他不站在家里这边反而站在外人那边——他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有些我不太想重复。”

    “他说什么了？”

    邱玉林低着头。“他说，‘你是不是被那个姓杨的小子洗脑了？’”

    杨晓东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在十二月那片空地上的样子——嘴角流血，靠着食堂的后墙，对邱尚杰喊出那些话。“你管得了她的人，你管得了她的心吗？”“她是你姐！她不是为了供你读书才活着的！”那些话大概通过邱尚杰传到了她父亲的耳朵里，也许经过了添油加醋，也许被扭曲成了“杨家的小子要把我女儿拐跑”，也许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孩子最深的误解。

    “然后我就跑出去了，”邱玉林说，“我在海堤上坐了很久。想着要不要来找你，但天太晚了。然后今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你妹妹。”

    杨晓东这才知道昨天那通电话的背景。邱玉林在夜里的海堤上独自坐了很久，然后第二天上午做了一件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第一次鼓起勇气打电话到他家。他不知道她拨号的时候手指有没有发抖，不知道她在等待接通的那几秒钟里心里在想什么。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不知道，”邱玉林说，“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不会放弃了。不管我爸同不同意，不管他骂我也好打我也好——我不会放弃的。”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杨晓东看着她，她的眼睛里还有泪水，但她的脊背挺得很直。那棵被海风刮了千万次却从来没有倒下的木麻黄，在五月二日的下午，站在了滩涂上。

    “你爸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没有见过我，他只是——”

    “我知道，”邱玉林打断了他，“我爸不了解你。他也不了解我。他只知道我需要看店，需要赚钱，需要照顾家里。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伸出手，把邱玉林的手握住。这一次他没有犹豫，动作自然得像是做过一千次。她的手指冰凉，在春天的暖风里微微发颤。

    “玉林姐。”

    “嗯？”

    “你上次说——‘好事从来轮不到我们这种人。’”

    “我记得。”

    “也许这次轮到了。”杨晓东说。

    邱玉林看着他。眼泪终于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但她在笑。那个笑容不是苦涩的，不是无奈的，而是一种被相信、被支持、被坚定选择的笑容。她的手指在杨晓东的掌心里渐渐变暖。

    “你这个傻子。”她说。

    “你又骂我。”

    “这是夸你。”

    他们坐在石头上，手牵着手。潮水开始退去了，露出大片大片的滩涂。那些在冬天被冻得灰白的蛤蜊壳被春潮重新冲刷出光泽，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芒。退潮后的泥地上，有无数只沙蟹从洞里爬出来，横着身子在泥面上觅食，留下一串串细密的脚印。

    杨晓东摸了摸外套内侧的口袋。信封里的钱又多了几百块，是他昨晚刚从台球室拿到的周薪加上五一期间在码头干活的收入。虽然离八千块还很远，但他在努力。更重要的是，邱玉林也在努力——她跟父亲说出了“我想去读书”这句话。这是他认识她以来，她迈出的最大一步。

    “你爸不会那么容易同意的。”杨晓东说。

    “我知道。”

    “可能会闹很久。可能要吵很多架。可能——”

    “杨晓东。”邱玉林打断了他。

    “嗯？”

    “我不怕了。”

    杨晓东转过头看着她。邱玉林望着远处的海面，海风把她的辫子吹散了，几缕碎发贴在她的脸颊上。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不是那种灿烂的笑，而是一种平静的、笃定的弧度。

    “我怕了太多年了，”她说，“从初二辍学开始，我就一直在怕。怕我爸失望，怕尚杰不高兴，怕村里人说闲话，怕自己真的没有前途。怕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怕没有用。怕不会让我爸理解我，怕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好。只有不怕才有可能。”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把邱玉林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我会跟我爸好好谈。我会让他明白，我去读书不是为了离开这个家，而是为了能更好地活着。我会告诉他，我学完烹饪可以回来镇上开个小饭馆，也可以去厦门工作然后寄钱回来。我会让他知道，读书不是浪费，是为了有更多可能。”

    杨晓东听着她的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几个月前，那个在石头上说“我没有前途”的女孩，现在正在规划自己的未来。她不仅想出了具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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