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想，“还去过百草园。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确定皂荚树长什么样。”

    两个人同时笑出来。他们的笑声被春天的海风吹散，飘过滩涂，飘过海堤，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几只在滩涂上觅食的海鸟被笑声惊起，扑棱着翅膀飞向海面。

    四月十五日，星期五。

    那天下午放学后，杨晓东照例去滩涂。天气很好，天空是春天特有的浅蓝色，飘着几朵棉花一样的白云。海水正在退潮，露出大片大片湿漉漉的泥滩，在阳光下泛着镜面一样的光泽。他走上海堤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邱玉林的身影——她已经到了，正坐在石头上低着头看什么东西。

    走近了，杨晓东才发现她在看一张宣传单。

    “什么东西？”他爬下堤坝，走到邱玉林旁边坐下。

    邱玉林把宣传单递给他。那是一张厦门某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简章，铜版纸印刷，彩色的，标题是“掌握一门技能，改变一生”。封面上印着一栋白色的教学楼，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草坪中间有一座喷泉雕塑。简章上列出了好几个专业——烹饪、服装设计、旅游管理、电子商务——每个专业都配了照片，照片里的学生穿着统一的制服，在教室里、在实训室里、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你从哪里拿的？”杨晓东翻着简章，铜版纸在他手里发出清脆的摩擦声。

    “镇上的邮政局门口看到的。有人放在那里免费取阅。我拿了一份。”邱玉林的声音里有一种杨晓东很少听到的东西——是兴奋，但也是不确定。像是看到了希望，但不敢确定希望是否跟自己有关。她的手指指着招生简章上的一个专业，“你看这个——烹饪专业，学制两年，毕业后包推荐工作。厦门有好几家酒店跟他们合作的。”

    杨晓东仔细看了一遍招生简章。学费一栏写着每年八千元，住宿费另算。这个数字在东埔村几乎是天文数字——他父亲在码头扛水泥，一个月赚不到两千块钱。八千元，差不多是全家半年的生活费。简章上还说入学需要初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力证明。

    “学费很贵，”杨晓东说，“而且——上面写着需要初中毕业证。”

    邱玉林的眼睛暗了一下。“我知道。我也没打算真的去。就是——就是想看看。看看也好。至少知道外面有这样的地方，有这么多人正在学东西。看着这个，觉得也许有一天——”

    她没说完。但杨晓东懂她的意思。也许有一天她也能离开东埔。也许有一天她也能坐在教室里学一门技能。也许有一天她也能像简章上的那些学生一样，穿着统一的制服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也许有一天她也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毕业证书——不是初中的，但至少是某所学校的。

    而不是永远困在那家五金店里，卖螺丝卖铁丝，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眼角的细纹越来越深。而不是每天面对的都是铁锈味和机油味，和父亲越来越沉默的叹气，和弟弟忽冷忽热的关注。

    “玉林姐，”杨晓东把简章还给她，“你可以的。”

    “什么？”

    “你可以去的。初中毕业证的事情——我听说有一种叫‘同等学力认定’的东西，就是给那些没有初中毕业证的人准备的。只要通过考试就行。学费也可以想办法。”

    邱玉林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感动，但更多的是无奈——一个辍学多年的人听到“你可以去读书”时的本能反应。

    “杨晓东，你太天真了。”她说，把简章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我爸不会让我去的。店里需要人。尚杰虽然现在不怎么管我的事了，但他也不会让我去。而且——一年八千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闲钱。”

    “那如果你自己去赚呢？你现在在店里帮忙，你可以跟你爸谈，让他给你发一点工资。哪怕很少，存起来也是钱。”

    邱玉林愣了一下。她显然从来没有想过“让父亲给自己发工资”这件事。在她的认知里，在自家店里帮忙是理所当然的，是义务，是不需要报酬的。她从初二辍学开始就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她的吃住都在家里，父亲偶尔给她一点零花钱——够买豆浆和四果汤，但不够存下来。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

    “你可以试试。”

    邱玉林沉默了很久。海风吹着她的头发，把简章的一角从口袋里吹了出来，她用手指把它塞回去。

    “也许吧，”她最后说，“也许我会试试。”

    杨晓东知道，邱玉林说“也许”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不太可能”。她不是一个敢于向父亲提要求的人——她的辍学是父亲安排的，她看店是父亲安排的，她的人生轨迹从初二那年就由别人决定了。向父亲要工资，等于向这种“被安排”的宿命说不。这不是一个容易跨越的门槛。

    但他没有放弃。他开始在脑子里盘算——如果在码头多打几天工，如果把自己存下来买球鞋的钱省下来，如果能想出办法帮邱玉林凑学费——也许不是全额，但至少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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