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杨晓东站起来，跑到海堤上，从书包里翻出一个小塑料袋。那里面装着他从村口卫生所买来的碘伏和创可贴——他上个月在海堤上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母亲让他去卫生所处理的，剩下的药他就一直放在书包里，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

    他拿着碘伏和创可贴爬下堤坝，回到邱玉林身边。邱玉林看到杨晓东手里的东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一点意外，有一点感动，还有一点杨晓东说不清的东西。

    “你还随身带这个？”

    “你跟我说过，五金店什么都得会修。”杨晓东拧开碘伏的瓶盖，用棉签蘸了一点，“修东西的第一步是什么？——先消毒。”

    他把邱玉林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棉签小心地擦拭伤口周围的皮肤。他的动作很笨拙——他从来没有给别人处理过伤口，手指僵硬得像木头棍子——但他很专注，眉头皱着，嘴唇抿着，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事。碘伏涂在红肿的皮肤上，邱玉林的手指轻轻缩了一下，但马上又放松了，让杨晓东继续涂。

    “疼吗？”杨晓东抬头问。

    “不疼。”邱玉林说。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她的手被一个男孩握在膝盖上，那个男孩的耳朵又红了。

    杨晓东消完毒，撕开创可贴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贴在伤口上。他贴得不太平整，有一个角翘了起来，他用拇指反复按了好几次才按下去。

    “好了。”他松开邱玉林的手，抬起头来。

    然后他发现邱玉林在看他。

    不是普通的看。是那种专注的、深深的看着，像是在看一个她认识了很久的人，又像是在看一个她第一次真正认识的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柔软的光——那种杨晓东在滩涂的水洼里见过的光，清澈见底，倒映着天空的颜色。

    “怎么了？”杨晓东问。

    “没什么，”邱玉林把目光移开，低头看着手上的创可贴，“就是觉得——你有时候不太像一个十三岁的人。”

    “那我像多大的？”

    “像——”邱玉林想了想，嘴角翘起来，“像二十五的。”

    “二十五？”杨晓东皱起眉头，“那也太老了吧。”

    “二十五不老，”邱玉林说，“二十五刚好。”

    她说完这句话就低下头去喝豆浆了，耳朵尖微微泛红。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杨晓东也低下头喝豆浆。豆浆已经不烫了，但他觉得喝下去的每一口都还是温热的，那股暖意从胃里蔓延到胸腔，然后沿着血管流向四肢百骸。

    他们坐在石头上，看着远处的海。海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几只海鸟在低空盘旋，时不时俯冲下去啄食海面上的什么东西。更远处，有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过，船身是红色的，在铅灰色的海平线上格外显眼。杨晓东想起自己小时候问过父亲，那些大船是去哪里的。父亲说，去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很远是多远。父亲想了想说，比你能想到的最远还要远。

    “玉林姐。”

    “嗯？”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能离开东埔，你想去哪里？”

    邱玉林想了一会儿。“去厦门。听说厦门有海，跟东埔这边的海不一样。那边的海是蓝的，不是灰的。那边的海边有沙滩，不是滩涂。还有一个岛叫鼓浪屿，上面有很多老房子，还有钢琴。听说那个岛上连车都没有，大家都走路，像另外一个世界。”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杨晓东问。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有厦门的照片，”邱玉林说，眼睛里闪着光，“杂志是店里的一个客人落下的，我偷偷收起来了。看了好多遍，封面都翻烂了。上面有一张鼓浪屿的照片，傍晚拍的，夕阳照在红砖墙上，旁边是蓝色的大海。我觉得那大概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东西了。”

    杨晓东听着她的描述，心里涌起一股冲动。他想说“我带你去”，但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连去镇上都要坐二十分钟的公交车，他有什么能力带一个人去厦门？他说不出口。

    但邱玉林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句话。

    “你不用承诺什么，”她说，声音轻得像海风里的呢喃，“光是跟你说说，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杨晓东低下头。他知道邱玉林在安慰他，在告诉他不用为做不到的事情感到愧疚。但这种安慰本身让他更难受——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不期待。习惯了把愿望藏在心底，习惯了只在嘴上说说，习惯了不去幻想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

    “我会去的，”杨晓东说，“总有一天。”

    “嗯。”

    “然后我告诉你鼓浪屿是什么样的。”

    “好。”邱玉林笑了。那个笑容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像海面上忽然跃出的一缕波光。

    他们坐了一个下午，聊了很多——聊海，聊书，聊镇上的四果汤，聊邱玉林小时候跟父亲出海钓鱼的事。她说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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