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初五。

    陆迪峰乘坐早班飞机从省城飞往北京。这是他一年多来第一次离开矿区。当飞机穿过云层，舷窗外展现出华北平原冬日灰黄色的土地时，他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地面上的一切看起来如此平凡，如此遥远，仿佛他在地下实验室里经历的那些事情，只是发生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故事。

    会议在发改委办公楼的一间中型会议室里举行。参会人员大约有二十多人，除了几位部委官员和院士专家外，还有七八家企业代表。陆迪峰扫了一眼桌上的名牌——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大学材料学院、航天科技集团、中车集团、宁德时代……每一个名字都是各自领域的重量级玩家。

    会议的主题是“新型储能材料与国家能源安全”。前半程主要由几位院士和专家发言，内容集中在技术路线对比和产业发展趋势上。陆迪峰认真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笔，但没有发言。

    后半程是企业代表发言环节。前面几家企业代表发言时，内容主要集中在各自的业务进展和政策诉求上——希望国家加大科研投入、希望放宽市场准入、希望给予税收优惠。轮到陆迪峰时，他站起来，没有拿准备好的讲稿，而是直接开口说话：

    “各位领导、专家，我今天的发言可能和其他几位企业代表不太一样。我不想谈政策诉求，我想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先进技术的所有权问题。”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微发生了变化。几位原本在低头看手机的官员抬起了头，坐在长桌对面的中科院院士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我们源点实验室开发的紫色储能材料，目前在性能和成本上都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原则：这项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不会授权给任何单一企业独家使用，也不会出售给任何资本方。我们会以合理的价格向所有有需求的国内企业提供服务与产品，但技术本身——必须留在中国人手里，而且是全体中国人的手里，不是少数人的手里。”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继续说道：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像储能材料这样的底层技术，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就像电力、网络、水资源一样。如果这些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落入少数资本手中，那么由此产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将被用来最大化资本收益，而不是最大化社会福祉。最终的结果是，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资本的人，将拥有对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实质性控制权。”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几位部委官员交换了一下眼神，但没有打断他。

    “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工业革命时期，掌握了工厂和机器的资本家，获得了对工人的支配权。信息革命时期，掌握了数据和算法的平台，获得了对用户的支配权。而现在，我们正处于能源革命的关口——谁掌握了新一代能源技术的所有权，谁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掌握对社会资源的终极支配权。”

    “我们源点实验室愿意为国家提供这项技术，但我们有一个条件：这项技术的最终所有权，必须归属于一个由国家监管、公众参与的公共信托机构，而不是任何私人实体或资本集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项技术不会被用来制造一个‘技术封建主义’的社会——在那里，绝大多数人沦为少数技术贵族的数据佃农。”

    他坐下了。会议室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然后那位中科院的院士率先鼓起了掌。紧接着，更多的人加入了鼓掌的行列——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鼓掌，但鼓掌的人数超过了半数。

    主持会议的发改委司长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陆总的发言很有启发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当天晚上，陆迪峰回到了自己在北京预订的酒店。他刚洗完澡，手机就响了——是苏酥雪打来的视频电话。

    “你在会上的发言，我已经知道了。”苏酥雪说，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复杂，“有人在会场拍了视频片段，发到了朋友圈，然后被转发到了好几个行业群里。现在圈子里的人都在讨论你的‘技术封建主义’论。”

    陆迪峰靠在床头，揉了揉太阳穴：“我本来没打算说那么多的。但坐到那个会议室里，听着前面几位企业代表一个个都在谈政策诉求、谈市场份额、谈利润增长，我忽然觉得很烦躁——好像没有人意识到，我们正在制造的东西，可能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

    “所以你就在发改委的闭门座谈会上，当着十几位部委官员和院士的面，发表了一番关于技术所有权的政治宣言？”

    “……大概是这个意思。”

    苏酥雪沉默了两秒，然后忽然笑了——那种笑声陆迪峰很少听到，带着一种既无奈又欣赏的意味：“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你。你能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不休息，能徒手操控原子级别的材料重构，能让棋手模型对你产生某种近乎信任的关系——但你也会在最重要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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