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那天从省城带回来的消息，比往常都重。

    不是一两家的打听，是三四个门市同时开口要定货。城东南那家副食品店要两百斤麻花酥，城西的合作社问能不能每周送一次炒货，连带着火车站附近一家小卖部，也托人捎话，说上回卖的那批花生糖，回头客不少，问还能不能再供。

    小军把这几笔账一笔一笔报给李享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用铅笔记得歪歪扭扭的数字。

    “爸，你看看，这几家加一块儿，一个月少说也得两千斤往上。“

    两千斤。

    这个数放在半年前，李享知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小军骑着自行车满省城跑，能拿回来三五百斤的单子就算不错了，大多是今天要一百斤、明天不要了的散活。

    李享知接过那张纸，看了半天，没说话。

    小芳在旁边凑过来看了一眼，拿手指点着纸上的数字：“爸，这里面有个问题。“

    “啥问题？“

    “城南那家要两百斤，是每月；城西合作社是每周送一次，可没说每次多少斤；火车站那家更含糊，就说'还能不能再供'，也没个准数。“小芳把纸翻过来，在背面用她的圆珠笔开始列，“这几笔账，有的按月算，有的按周算，有的连量都没定。咱要是照着这个去排生产，非乱套不可。“

    李享知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这丫头的话说到点子上了。

    以前散单的时候，谁来买就做多少，做完了交货收钱，简单。可现在单子开始扎堆，要是不把量定死、把时间排好，车间那头不知道该做多少，送货那头不知道该送几趟，到头来不是积压就是断档。

    “小军，“李享知把那张纸放下，“明天你再去跑一趟，把这几家的量都问死。每月要多少斤，分几次送，每次送多少，什么时候要货，全给我问清楚。问不清楚的，就先不定，等想明白了再说。“

    小军应了一声，又问：“爸，那要是人家说'先做着看'呢？“

    “那就告诉他，先做着看也行，但咱得有个最低量。低于这个量，咱排不进生产计划。“李享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可小军听出来了——他爸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以前是求着人家买，现在是有选择地接。

    第二天一早，小军蹬着自行车出了门。

    他先去了城东南那家副食品店。店老板姓周，四十来岁，以前在供销社干过，后来自己单干，开了这家店。周老板见小军来，挺客气，从柜台后面摸出一包烟递过去。

    “小李，上回你家的麻花酥卖得不赖，好多老主顾都认这个味。“

    小军没接烟，把话直说出来：“周叔，我爸让我来把量定死。您每月到底要多少斤？分几回送？“

    周老板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小伙子这么直接。他想了想，伸出手比了个数：“每月三百斤，分两次，月头一回，月中间一回。“

    “行，三百斤，两次。“小军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一笔一画记上，“周叔，还有一桩事。这个量，您先定三个月。三个月里头，咱按这个数给您送，不多不少。要是中间想加量，提前十天跟我说。“

    周老板又愣了：“为啥要提前十天？“

    “车间排计划。“小军说，“您要加量，我们得提前备料、排工。临时加，做不出来，耽误您卖。“

    周老板看着这小伙子，觉得这不像是个十七八岁孩子说的话。他点了点头：“行，就按你说的来。“

    从周老板店里出来，小军又跑了城西合作社和火车站那家小卖部。

    城西合作社那边的采购员是个精明的中年妇女，姓刘。她一开始还想压价，说“量大从优“，暗示要是便宜点，可以多要。小军没接这个茬，只说：“刘姨，价是价，量是量，两码事。您要是觉得量大能便宜，那您先把量定下来，我回去跟我爸商量。“

    刘姨笑了笑，到底把量报了——每周一百五十斤炒货，雷打不动。

    火车站那家小卖部的老板倒痛快，张嘴就要两百斤花生糖，每月一次送齐。

    三家跑下来，小军在本子上记了三行：城南副食店，麻花酥，三百斤每月，两次；城西合作社，炒货，六百斤每月，四次；火车站小卖部，花生糖，两百斤每月，一次。

    加一块儿，一千一百斤。

    这还只是省城这几家。县城那边还有老客户，零零散散加起来，每月也有七八百斤。

    小军骑车回来的路上，后背全是汗，八月底的日头毒得很，柏油路晒得发软。可他心里头是热的。

    一千一百斤。这个数，搁半年前，他连想都不敢想。

    他一进门就把本子递给李享知。李享知看了，转手给了小芳。

    小芳拿着本子，在自个儿的账本上开始算：原料要多少斤面粉、多少斤糖、多少斤油，人工要排几个班，送货要跑几趟，油钱花多少，利润剩多少。

    她算了半个多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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