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梁晓天准时出现在付言的办公室里。

    “付总，查清楚了。”

    他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付言的办公桌上，然后坐在对面，等着付言翻看。

    付言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照片和几页手写的材料。他拿起照片，一张一张地看，脸色逐渐变得微妙。

    第一张照片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灰扑扑的外墙，锈迹斑斑的栏杆，空调外机上晾着衣服，看着像六七十年代的老公房。

    第二张是筒子楼内部，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墙皮脱落，地上有污水。

    第三张是一户人家的门口，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门把手上挂着一串塑料蒜。

    第四张——

    付言的眉头皱了起来。

    第四张是这户人家的室内。五十来平的房子，客厅摆着一张折叠桌，旁边堆着几箱啤酒，地上有拖鞋、报纸、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包装袋。沙发上搭着几件衣服，茶几上摆着半袋瓜子和一盆泡面。窗户上糊着报纸，窗帘是那种八十年代流行的拉花样式。

    就一个字——乱。

    但奇怪的是，这一家三口都白白胖胖的，跟这间破房子完全不搭。

    尤其是那个儿子——照片上写着“穆宏林，18岁”——一米八几的大个，体重目测二百五十斤往上，圆脸盘子，眼睛被脸上的肉挤成了一条缝，站在那破屋子里，活像一颗嵌进土里的土豆。

    “这家人，三口。”付言指着照片，“就住这儿？”

    “对！”梁晓天点头，“滨城市夏新区，筒子楼，三楼东户。房龄有三十多年了，没暖气没天然气，做饭还用煤气罐。”

    “这条件……”

    “确实不好。”梁晓天说，“但你再看这张。”

    他翻到下一页，递给付言。

    是穆宏林妈妈的照片。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穿着件枣红色的真丝连衣裙，头发烫成大波浪，耳朵上挂着金耳坠，手腕上套着金镯子，手指上还涂着红指甲油。

    她跟那间破屋子站在一起，像两个世界的人。

    “这女人叫宋春华，就是…”梁晓天说，“陈诗文——也可以说是穆诗文的亲生母亲。”

    付言的眉头又皱了一下。

    “陈诗文不是跟她大姨夫姓吗？”

    “对，她大姨夫姓陈，所以领养后跟她大姨姓了陈。”梁晓天翻了翻材料，“她大姨宋淑芬和大姨夫陈国庆，是她的养父母。她亲生父亲姓穆——父亲穆斌，母亲宋春华。”

    “那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姐姐家？”

    “因为穆家条件差，又碰上计划生育。”梁晓天说，“另外，穆斌和宋春华都是滨城本地人，早些年进城工作，都把户口转成了非农户口，在那个年代，非农户口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头胎生了个闺女——嗷，对了，不是陈诗文，他家头一胎还有一个女孩儿，算是陈诗文的亲大姐。”

    付言愣了一下。

    “还有个姐姐？”

    “对。”梁晓天把材料翻到下一页，“他们头胎是个女孩，叫穆什么我不清楚，因为后来改名了。那孩子也是生下来没多久，宋春华就怀了第二胎——也就是陈诗文。穆斌想要儿子，但计划生育卡着，两胎之间得间隔四年，否则要罚款、要开除公职。宋春华舍不得公职，就跟穆斌商量，把头胎的闺女送走，腾出指标来生二胎。”

    “送哪儿了？”

    “送给了邻居。”梁晓天说，“就是隔壁单元的一对夫妻，姓方，男的叫方建华，女的叫孙桂兰。那时候他们自己的儿子出了车祸，没了，两口子伤心得不行，想要再养一个孩子。穆家正好要送孩子，两家一拍即合。”

    “方建华是做什么的？”

    “当时在酒厂上班，孙桂兰是纺织厂的会计。两口子都是正经人，收入也还行。孩子抱过去之后，改了姓，叫方烁，跟着方家过了五六年。”

    “后来呢？”

    “后来厂子倒闭了，”梁晓天叹了口气，“方建华买断工龄，拿了一笔钱，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方——说是去投奔亲戚。从那以后，就跟穆家彻底断了联系。”

    “穆家找过吗？”

    “找过，”梁晓天说，“穆斌后来赌钱输了，想找方家要钱——他以为方家去南方做生意发了，想讹一笔。但方家搬走之后就换了电话，人也彻底消失了。穆斌找了几年找不到，就不找了。”

    付言沉默了。

    “那陈诗文呢？”他问，“她是怎么到她大姨家的？”

    “宋春华后来怀了第三胎——也就是穆宏林的上边还有一个姐姐。”梁晓天说，“但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她舍不得打掉，想着赌一把，赌是个儿子。结果又是个闺女，直到穆宏林这个第四胎出生才是儿子。宋春华已经超生了，被罚得倾家荡产，陈诗文在妹妹刚出生就被送到了她大姨家——也就是宋春华的姐姐，宋淑芬家。”

    “所以陈诗文的大姨就是养母，是亲生母亲宋春华的亲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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