溅在他眉骨上，他连眼睛都没眨，反手一刀劈开第二个兵的步枪枪托，左手把女教员和孩子揽到身后：“蹲下，别抬头。”

    后院里横七竖八躺着七八具尸体，一半是警备司令部的，一半是政工处的年轻人。十七岁的印刷学徒阿炳靠在井台上，肚子上豁开一道口子，肠子往外流，手里还攥着半张没印完的《农民快报》。沈砚之蹲下去，把自己的绑腿扯下来压在他伤口上。

    阿炳咧嘴笑，牙缝里全是血：“沈将军，报上……写着呢，地是咱自己的……”

    手垂下去的时候，沈砚之没动，就那么蹲着，直到林秋月从屋里扶着墙走出来。

    “十一个人。”她声音哑得像砂纸，“老周没了，阿炳没了，还有两个女同志被拖走前吞了文件。”

    沈砚之站起来，把马刀插回鞘，刀柄上程振邦刻的“不负”两个字被血糊住。他走到院中那根旗杆前——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流弹打了三个窟窿，耷拉着挂在绳上。他伸手把旗子解下来，叠好，塞进怀里。

    “走。”他说，“回顺化门。”

    杜凤举到底没敢追出城。

    他坐在警备司令部里，听着城外第三混成旅吹号收队，脸色铁青。副官小心翼翼递上一份电文：“南京回电，令我们就地免职查办沈砚之。”

    杜凤举把电文扔进炭盆：“免职？你带一个团去顺化门试试？那个沈疯子手底下的人，个个拿他当亲爹。再说——”他冷笑，“真把他逼反了，赣东二十八县谁去守？孙传芳的残部还在鄱阳湖转悠呢。”

    当天夜里，顺化门外大校场点起几百堆篝火。

    沈砚之坐在行李箱上，面前站着两百多人：政工处的幸存者、特务营的伤兵、几个偷偷跑来投奔的赣东农协骨干，还有十几名不愿清党、当场撕了党证的下级军官。林秋月替他包扎左臂——方才破墙时他被碎瓦划了一道三寸长的口子，血浸透半边袖子。

    “南京那边，”林秋月低声说，“天亮前会有密令到各师，通缉你‘纵匪叛乱’。”

    “我知道。”

    “武汉那边也一样，汪兆铭嘴上说左，骨子里早和南京通气了。”她抬起头，眼睛在火光里亮得吓人，“沈将军，你今天救了我们，可你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下一步怎么走？”

    沈砚之没立刻答。他抬头看天，南昌四月的夜空看不见几颗星，云压得很低，像山海关那年雪夜。他想起宣统三年，父亲沈仲山被清廷斩首前夜，隔着牢窗对他说的话：“砚之，旗可以换，天可以变，可百姓要是没了活路，换谁坐龙庭都是白搭。”

    “去闽浙赣。”他吐出四个字。

    篝火噼啪响了一声。

    “闽浙赣？”林秋月愣住，“那里三不管，山高皇帝远，可也穷得叮当响。”

    “正因为穷，才要有人去。”沈砚之从怀里掏出那面叠好的旗，在膝盖上慢慢抚平，“北洋倒了，袁世凯死了，可税照收、租照交、兵照抓。杜凤举们清的不是党，清的是替佃户说话的人。我们走，不是逃跑，是把旗插到他们不敢去的地方。”

    他站起身，走到一堆行李前，翻开最上面那只箱子——里面是程振邦的遗物：一副旧望远镜、一枚北伐勋章、一本翻烂的《三民主义》。他把勋章别在自己胸口，望远镜挂上脖子。

    “何甫臣留守南昌，带两个连虚张声势，拖住杜凤举三天。其余人轻装，明晚子时出发，走抚州、过金溪、进光泽。”他转过身，火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沿途不进城、不惊民、不劫粮，缺什么拿钱买，没钱写欠条。谁敢动百姓一针一线，军法从事。”

    “那番号呢？”有人怯怯问。

    沈砚之笑了笑，笑意里带着山海关的风霜：“从今天起，没有第三混成旅，只有一支替老百姓看家的队伍。番号嘛——”他顿了顿，“就叫它‘关山义勇军’。”

    子时的南昌城下着毛毛雨。

    两千多人悄无声息地开出顺化门，马蹄裹了布，车轮涂了油。沈砚之骑马走在最前面，马脖子上的铜铃用棉布缠死。林秋月骑马跟在他右侧，怀里抱着那只铁皮文件箱；左侧是背着程振邦马刀的亲兵队长哑巴陈——当年山海关起义时还是个放羊娃，如今左耳已经被炮弹削掉半边。

    出了南昌三十里，雨停了。

    东方露出一线鱼肚白，赣东丘陵在晨雾里起伏如浪。沈砚之勒住马，回头望了一眼南昌城轮廓模糊的城墙，又转过头，望向东南方向——那里有武夷山的余脉，有信江的支流，有弋阳、横峰、崇安、上饶那些连地图上都标不清楚的小村子。

    他想起临行前张敬之偷偷塞给他的一封信。那个前清翰林如今躲在南昌乡下教私塾，信上只有两句话：“君去后，旧朝不复，新朝未立。惟民心如镜，可照千秋。”

    “将军？”林秋月催马靠近。

    沈砚之收回目光，轻轻一夹马腹：“走。前面的路，得我们自己踩出来。”

    队伍拐上一条黄土小道，道旁一棵老樟树下，几个早起的茶农挑着担子愣在原地。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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