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罪？”沈砚之冷笑，“他问他的，我做我的。传令下去：第一，全军紧闭营门，加强戒备，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第二，派人去见唐生智，就说我沈砚之是奉武汉政府‘整肃军纪’的密令行事，抓的是‘冒充政治人员的奸细’，与分共无关；第三，给南京方面发报，就说第三军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但对宁汉之争持中立态度，愿为北伐大局效力。”

    沈崇山听得目瞪口呆：“军座，这……这能骗得过唐生智吗？”

    “骗不过也要骗。”沈砚之翻身上马，“唐生智现在忙着在武汉清党，还要防备南京，他没空立刻跟我翻脸。只要拖上十天半月，我就能带着部队北渡长江，去打孙传芳！那时候，他唐生智想动我，也得掂量掂量江北的北洋军答不答应！”

    他策马回营，一路上心如明镜。这一步险棋，他不得不走。护下林启明，是践诺，也是守义；向唐生智撒谎，是权宜，也是求生；向南京表态，是虚与委蛇，也是争取时间。他像一头被困的猛虎，必须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硬生生撕开一条生路。

    接下来的三天，武汉城风云突变。唐生智果然派人来质问，沈砚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密令”——其实是他仿照武汉政府公文格式伪造的，上面盖着第三军的关防大印——坚称自己抓的是“冒充政治人员的北洋奸细”，与林启明等“真正的革命同志”无关。唐生智将信将疑，但此时南京方面已派代表游说第三军，他若对沈砚之逼得太紧，万一沈砚之真的倒向南京，武汉将失去长江中游的屏障。于是，这场风波竟被沈砚之含糊了过去。

    第四天清晨，沈砚之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北渡长江，进攻孙传芳部，收复黄梅、广济，打通北进通道。

    “军座，江北孙传芳有五个师，兵力是我们的两倍啊！”赵登禹首先反对，“而且唐生智总指挥并未下令北进……”

    “唐生智现在忙着清党，没空管我们。”沈砚之打断他，目光扫过全场，“孙传芳在江北立足未稳，正是我们出击的良机。我们不打，南京的蒋介石也会打过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打下江北，我们就有立足之地，也有筹码跟宁汉两边谈！”

    他顿了顿，声音激昂起来：“诸位，我们第三军是从山海关打出来的！我们流的血，是为了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现在宁汉分裂，那是党争，不是军争！我们不管他们谁对谁错，我们只管打军阀！只要我们把孙传芳打垮了，就是给革命立了大功！到时候，宁汉两边都要拉拢我们！”

    这番话，直击第三军官兵的心坎。这些士兵大多不关心主义，只认“打军阀”这个理。沈砚之把北进说成是“打军阀”，立刻赢得了大多数军官的支持。

    “军座说得对！我们听军长的！”

    “打过长江去，活捉孙传芳！”

    帐内群情激愤，赵登禹见大势已去，也只得附和。

    七月初七，七夕。本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第三军却在大雾中悄然渡江。沈砚之亲率主力，从阳逻至团风一线北渡，直扑黄梅。孙传芳部猝不及防，连失两城，退守广济。

    消息传到武汉，唐生智又惊又怒。他没想到沈砚之竟敢擅自北进，更没想到第三军战斗力如此强悍。他本想派兵阻拦，但此时南京方面的军队已逼近芜湖，武汉南线吃紧，他根本抽不出兵力。只得一面电令沈砚之“停止北进，听候处置”，一面暗中联络孙传芳，试图夹击第三军。

    沈砚之对唐生智的命令置之不理，对孙传芳的勾结更是嗤之以鼻。他采用“围点打援”之策，将广济城团团围住，却故意留出北门，诱使孙传芳派兵增援。七月十五日夜，孙传芳亲率三万大军从蕲春来援，却在蕲黄交界处落入第三军的伏击圈。

    那一战，大雨滂沱，山洪暴发。第三军官兵在泥泞中拼死冲杀，沈砚之亲临前线，挥刀斩敌，身中两处轻伤。血水混着雨水，将长江岸边的土地染成暗红。孙传芳部溃不成军，主将阵亡，广济城内的守军见援军覆没，开城投降。

    捷报传回武汉，举城震动。唐生智不得不承认，沈砚之这一手“以攻代守”，不仅化解了第三军的危机，也替武汉政府稳住了长江北岸的防线。他只得顺水推舟，任命沈砚之为“江北剿匪总指挥”，默许了第三军的北进行动。

    而南京方面，蒋介石也发来贺电，称赞沈砚之“深明大义，克敌制胜”，并许诺补充第三军弹药粮饷。沈砚之将贺电往案上一扔，冷笑道：“蒋介石的糖衣炮弹，我沈砚之不吃。他若真有诚意，就把当年欠我们护国军的军饷还来！”

    八月初，第三军已收复黄梅、广济、蕲春三县，兵锋直指安徽宿松。江北之地，已为第三军所有。沈砚之站在长江北岸的山头上，望着南岸的武汉城，心中五味杂陈。

    林启明已安全抵达南昌，来信告知：武汉分共已成定局，许多共-产-党员已转入地下或前往南昌，准备武装反抗。信中最后写道：“砚之兄，你北渡长江，虽解一时之危，但宁汉之争未已，革命前途未卜。望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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