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当年一起勘察地形时画的，程振邦说，总有一天会用得上。他伸手去摸茶杯，手指碰到的却是一块冰凉的金属——是腰间那柄短剑的剑柄。这柄短剑是山海关起义时父亲留给他的，剑身上刻着两个字：“关山。”父亲说，关山万里，你总有一天要走完。

    “师长。”孙保田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把碗放在桌上，热气在煤油灯的光晕里袅袅升起，“炊事班用军饷换了两只老母鸡，您趁热喝。”

    沈砚之没有抬头：“给伤病员送去了吗？”

    “送去了。每人一碗。”

    “你呢？”

    孙保田憨憨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沈砚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个跟了他十五年的老部下，今年才三十出头，鬓角已经有了白发。沈砚之放下笔，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下，一块儿喝。”

    孙保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坐下了，但没有喝汤。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放在桌上：“师长，这是今天下午收到的。送信的是个生面孔，放下就走了，我追出去没追上。”

    沈砚之接过信封。信封上没有落款，只写着“沈砚之亲启”四个字，字迹娟秀，是女子的手笔。他的手指顿了一下，然后拆开了信封。信只有一页，折得整整齐齐，展开后飘出一缕极淡的兰花香。信上只有四句话。

    “金陵雪落，故人已远。城西旧巷，茶已温好。”

    沈砚之盯着这四句话看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在灯罩里轻轻跳动，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忽明忽暗。然后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贴身的衣袋。

    “师长，是谁？”孙保田小心翼翼地问。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端起那碗鸡汤，喝了一口，汤里放了当归和枸杞，是炊事班老李最拿手的炖法。这股药香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想起程振邦在战壕里递给他一壶烧酒，想起蔡锷在川南的雪地里回头冲他挥了挥手，想起那个在城西旧巷里给他沏茶的故人，那人沏茶时手腕一抖总要多倒半杯，说茶满欺人，酒满敬人。

    夜渐渐深了。远处传来长江的涛声，和着军营里哨兵换岗的脚步声，交织成一曲低沉的夜歌。金陵城的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明明灭灭，像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这支远道而来、衣衫褴褛却脊梁笔直的军队。

    第二天一早，何志远亲自登门，说总司令要见他。沈砚之换了身干净军装，跟着何志远穿过半个南京城，来到总司令部的驻地。那是一座前清的总督衙门改建的，门前的石狮子还是当年的旧物，只是门口站岗的卫兵换上了北伐军的灰布军装。他被引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桌上摆着一排电话机，一个身着戎装、留着短髭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门口看地图。听见脚步声，那人转过身来，目光如电，嘴角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

    “沈师长，久仰了。”总司令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你的部队在武昌打得不错，忠勇可嘉。但我听说——你们这一路从四川走到南京，一路招兵买马，扩充了不少人？”

    沈砚之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总司令明鉴。职部从四川出发时两千人，武昌一役伤亡过半，如今不足八百，名册已呈报参谋处，无一虚报。”

    总司令笑了笑，抬手示意他坐下：“不必紧张。我今天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眼下战局的看法。坐。”

    沈砚之没有立刻开口。他走到地图前，目光从长江上游一路扫到下游，然后在南京的位置停住。沉默了片刻，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总司令的笑容微微凝固了一瞬。

    “总司令，我只有一句话——打下南京容易，守住南京难。”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听见窗外操场上新兵训练的喊杀声和电话机偶尔响起的铃声。总司令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目光重新落在这个风尘仆仆的将领身上。他注意到沈砚之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不太熟悉的东西——那东西在蔡锷身上有过，在黄兴身上也有过，是他们那一代革命党人独有的：明知道守不住，还是会去守。

    沈砚之指着地图上南京周围的几处标注，声音平稳却掷地有声：“南京是长江门户，孙传芳虽退，但江北仍有张宗昌的十万直鲁军虎视眈眈。我们若只据城而守，不出三月必陷重围。唯有打过江北，拿下蚌埠，控制津浦路，才能把南京变成北伐的前进基地，而非困守的孤城。”

    总司令沉吟良久，忽然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沈师长，你在日本留过学？”

    “没有。卑职是在山海关跟洋人学的。”

    “山海关？”总司令微微挑眉。

    沈砚之平静地看着他，目光坦荡而镇定：“宣统三年，家父在山海关率乡勇起事，光复关城。我那年十六岁，扛着一杆土枪跟着父亲冲城门。后来父亲战死，部队被打散，我带着三十多个弟兄一路南下，投了程振邦的新军。再后来——跟着蔡松坡入滇，打护国，打护法，打到现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复述一桩与自己无关的旧事。但办公室里的空气却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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