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倍？”蔡锷笑了，笑容里带着血丝，“砚之两千人对付曹锟三万，也没说不行。”他抬起手，指向地图上的泸州，“他替我们守了三天。三天，足够我们把纳溪的防线补上了。”

    他顿了顿，忽然问：“董支队到哪儿了？”

    “自流井那边……昨天还被北洋军第七师缠着，恐怕……”

    “告诉董支队，”蔡锷打断他，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泸州还在。沈砚之没死。他要敢耽误，我亲自去砍了他的头！”

    传令兵领命而去。罗佩金看着蔡锷，这位素来沉稳的总司令，此刻眼中烧着火，一种近乎疯狂的火焰。他知道，那是绝境里迸发的光。

    “松坡，你身体……”罗佩金还想劝。

    “我没事。”蔡锷躺回去，闭目养神，但手指仍紧攥着那块布条，“把军医叫来。给我注射最后一针强心剂。明天，我要站在阵地上。”

    罗佩金红了眼眶，低头应是，转身出去。

    屋里只剩下蔡锷一人。油灯噼啪响了一声，火苗窜高些，照亮他消瘦的脸。他解开衣领，胸口缠着的绷带又渗出血迹。他摸索着，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照片——那是去年在日本治病时拍的，他和蒋百里、张孝准几个人，站在东京街头，阳光很好，每个人都笑着。

    那时他觉得，中国有希望了。袁世凯死了，共和建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可现在，他躺在这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咳着血，为了守住一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和几万北洋军拼命。

    “先生，”他对着虚空低语，不知是在对梁启超，还是对那个死去的自己说，“你看，这条路，比我们想的更难走。”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和泸州那晚一样，圆得诡异，像一枚充血的眼球，冷冷注视着这片土地。

    蔡锷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讲《少年中国说》。他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那时他十八岁，热血沸腾，觉得改变中国易如反掌。

    现在他三十四岁，肺里烂了个洞，身边最好的将领正在泸州血战，生死未卜。

    他摸了摸那块布条，八个字的凹槽硌着指尖。东门已堵，泸州尚在。

    “沈砚之，”他轻声说，“你最好活着。”

    ------

    天快亮的时候，蔡锷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他以为是北洋军进攻了，撑起身，却看见罗佩金兴冲冲跑进来，手里挥着另一份电报。

    “松坡！捷报！董支队昨晚突破第七师防线，已经抵近泸州外围！还有，自流井方向的援军也到了！”

    蔡锷愣了愣，随即剧烈咳嗽起来，这次咳出的血更多，但他笑了。笑容牵动伤口，疼得他皱眉，却停不下来。

    “传令，”他喘着气说，“全军，按计划反攻。告诉弟兄们，泸州还在，沈砚之还在。我们退无可退！”

    “是！”

    罗佩金转身要走，蔡锷又叫住他。

    “等等。”他从怀里摸出那块布条，递过去，“把这个，带给董支队。告诉他们，沈砚之拿命换来的三天，不能白费。”

    罗佩金接过，郑重敬礼，转身离去。

    蔡锷重新躺下。天边已泛起鱼肚白，炮声又在远处隆隆响起，但这次，是护国军的反攻号角。他闭上眼，耳边仿佛听见泸州的城墙下，沈砚之在喊：“一死报国，不苟偷生！”

    他轻轻应了一句：“嗯，我知道。”

    油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油，熄灭了。但晨光已经透过窗纸，照进这间小小的土屋，照见墙上那张破损的地图，和地图上那个被血渍染红的蓝色圆圈。

    泸州，还在。

    护国，未亡。

    ------

    晨光并未带来暖意，反倒将纳溪前线阵地上的残骸照得愈发狰狞。冻结的壕堑里，半埋着折断的步枪、炸烂的钢盔，还有暗褐色的冰封血渍。蔡锷被两名卫士搀扶着，站在临时指挥所的土坡上，朔风灌满他空荡的军氅。他胸口缠着的绷带又被渗出的血染红了一片，但他站得笔直，目光越过起伏的丘陵，死死锁着泸州方向。

    昨夜那块染血的布条，此刻正静静躺在他贴身的口袋里，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总司令，反攻开始了。”罗佩金低声汇报，声音里压不住激动，“左右两翼都已得手，北洋军阵线在动摇！董支队那边，攻势尤其猛烈，看来是收到了您的布条……”

    蔡锷微微颔首，嘴唇翕动，却没发出声音。他看见前方一处高地争夺战正酣。护国军的蓝色军装像潮水般涌上，又被北洋军的炮火一次次打退。伤亡数字在脑中跳动，但他不能退缩。每一步前进，都是用沈砚之在泸州换来的时间挣来的。

    “传令下去，”蔡锷忽然开口，声音嘶哑却清晰，“告诉前线各部，今日战况，每小时通报泸州沈旅长一次。就说——”他顿了顿，咳了两声，喉头腥甜，“就说纳溪仍在，护国军，没有后退半步。”

    “是！”传令兵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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