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罢，又添一行小字：“另，陆军部军法司陆建章似已留意，往来务必谨慎。”

    他将信折好，交给掌柜：“老规矩。”

    “明白。”掌柜的接过，从柜台下取出个小铁盒，里面是半盒胭脂。他用毛笔蘸了胭脂，在信纸背面轻轻涂抹，字迹渐渐隐去——这是用明矾水写的密信，遇胭脂方显形。

    “沈先生，还有件事。”掌柜的收好信，压低声音，“昨儿个，有两个人来店里，说是要买蜀锦，但问的花色、尺码都不对路。我看那做派，像是衙门里的人。”

    “长什么样？”

    “一个高个，方脸，左边眉毛有道疤。另一个矮胖，说话带天津口音。”掌柜的比划着，“两人在店里转了一盏茶的工夫，啥也没买就走了。我让小六子跟出去，看见他们进了警备司令部的门。”

    沈砚之心里一紧。警备司令部直属袁世凯，专事稽查“乱党”。他们盯上瑞蚨祥，是冲着程振邦来的，还是冲着自己？

    “店里可有犯忌的东西？”

    “绝没有。”掌柜的摇头，“账本、货单都干干净净，地窖里那些枪，三个月前就转移了。”

    “近期不要进货，也不要出货，账面上做得清淡些。”沈砚之沉吟道，“若再有人来查，就说东家回乡探亲，铺子要歇业一阵。”

    “那联络……”

    “暂时切断。”沈砚之斩钉截铁，“程师长若有事，会通过别的路子找我。你这儿，先保全自己。”

    掌柜的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沈先生，这世道……何时才是个头啊。”

    沈砚之没回答。他掀帘走出里间，在柜台前真挑了匹杭绸，天青色，隐着暗纹。付了钱，让伙计包好，抱着走出店门。

    街上已没什么行人，只有几个黄包车夫缩在墙角等生意。路灯把沈砚之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青石板路上晃晃悠悠。

    他想起十二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夜，父亲沈兆谦在山海关的宅子里，对着地图对他说的那番话：“砚之，你看这大清江山，如今成了什么样子？洋人欺到门口，朝廷还在内斗。这国，非得变一变了。”

    那时他十八岁，刚中秀才，满脑子还是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念头。父亲的话，他只听懂一半。

    后来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在山海关秘密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事泄，被清廷抓捕，斩首于菜市口。他去收尸，父亲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眼睛还没闭上。

    从那以后，他懂了。这国，非得用血来变。

    如今十二年过去，皇帝是没了，可这国，变好了吗？袁世凯坐在总统府里，想的不是民主共和，是龙椅龙袍。国会里吵吵嚷嚷，革命党争权，立宪派谋利，旧官僚想着复辟。百姓呢？该饿死的还在饿死，该卖儿卖女的还在卖儿卖女。

    沈砚之抱紧怀里的绸缎，布料冰凉，贴着胸膛，却压不住心里那团火。

    走到寓所所在的胡同口，他忽然停住脚步。巷子深处，原本该黑着的那扇窗，此刻亮着灯。

    他出门时，明明吹熄了油灯。

    沈砚之缓缓放下绸缎包裹，手探进怀中，握住那柄贴身藏着的勃朗宁手枪。枪是程振邦送的，德国造，六发子弹，他一直随身带着。

    深吸一口气，他朝寓所走去。脚步放得很轻，踩在积雪上，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门虚掩着。

    沈砚之侧身贴在墙边，用枪管轻轻推开门。屋里有人，坐在他常坐的那把太师椅上，背对着门。

    “沈参议，不必紧张。”

    那人转过身，是陆建章。

    他穿着北洋军的将官服，领章上是两颗星，肩章擦得锃亮。手里把玩着一把匕首，刀刃在灯光下泛着寒光。

    “陆司长深夜造访，不知有何指教？”沈砚之没放下枪，但枪口垂下了。

    “路过，看沈参议屋里亮着灯，就进来坐坐。”陆建章笑了笑，笑容里没半点温度，“沈参议这是去哪儿了？一身寒气。”

    “去前门买了匹料子，天冷了，想做件棉袍。”沈砚之走进屋，将绸缎包裹放在桌上，顺手拨亮了油灯，“陆司长要喝茶吗？我这有龙井，朋友从杭州捎来的。”

    “不必了。”陆建章站起身，踱到书桌前，手指划过桌面上摊开的一本书——《资治通鉴》，“沈参议好雅兴，还读史。”

    “闲来翻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说得好。”陆建章转身，盯着沈砚之，“那沈参议从这史书里，看出什么兴替之道了？”

    沈砚之迎着他的目光：“无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民心？”陆建章嗤笑，“老百姓懂什么？谁给饭吃就跟谁。袁大总统有兵有枪，这就是最大的民心。”

    “陆司长高见。”

    陆建章走到沈砚之面前，两人相距不过三尺。沈砚之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听说陆建章昨天刚在军法司毙了三个“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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