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步通过了检票口。

    站台上，火车已经等在那里。黑色的车头喷着白气，像一头喘息的巨兽。车厢里陆续在上人，嘈杂声、吆喝声、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

    沈砚之找到三等车厢，踩着铁梯上去。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汗味和煤烟味混合的气味。他顺着窄窄的过道往前走，找到了七号包厢。

    包厢里已经有人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正拿着份报纸看。对面坐着一对母女，母亲四十来岁，女儿大概十五六岁，都穿着半新不旧的旗袍，怯生生地坐着。

    沈砚之的铺位是靠窗的上铺。他把藤箱塞到铺位底下，脱了鞋，爬上去躺下。车厢顶很低，坐起来就会碰到头。他侧躺着，面朝里，假装睡觉，耳朵却竖着，听着周围的动静。

    九点四十。汽笛拉响了，长长的一声，震得车厢都在抖。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灯光、人影向后退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

    出了城，外面彻底黑了。只有偶尔经过的村庄，才会有点点灯火一闪而过。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车轮轧过铁轨的哐当声，均匀而单调。

    沈砚之闭上眼睛，但没睡。藤箱就在身下，隔着薄薄的铺板，能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些文件，那些信，那些账册……每一张纸，都可能改变时局，也可能要了他的命。

    突然，包厢门开了。

    沈砚之没动，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进来的是赵伯钧，那个在候车室搭话的人。他冲包厢里的几个人点点头，然后走到沈砚之铺位下面，敲了敲床板。

    “沈先生，睡了吗？”

    沈砚之慢慢坐起来，往下看：“赵先生有事？”

    “睡不着，想找人说说话。”赵伯钧笑着，“方便下来坐坐吗？我这儿有好茶。”

    对面那对母女已经躺下睡了，西装中年人还在看报纸，但眼睛不时往这边瞟。

    沈砚之犹豫了一下，还是爬了下来。赵伯钧已经在靠窗的小桌边坐好，从手提包里掏出个小铁罐，两个搪瓷杯，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个暖水瓶。

    “正山小种，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尝尝。”他沏上茶，热气腾腾的。

    茶确实香，在浑浊的车厢空气里，这香气格外清新。沈砚之接过杯子，道了声谢。

    “沈先生是保定人？”赵伯钧抿了口茶，很随意地问。

    “祖籍保定，这些年在外奔波，很少回去了。”

    “做什么营生？”

    “教书，偶尔也帮人写写文书，混口饭吃。”

    “教书好，教书育人，功德无量。”赵伯钧点点头，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我看着，沈先生不像个普通的教书先生。”

    沈砚之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哦？那像什么？”

    “像做大事的人。”赵伯钧笑了，眼睛盯着沈砚之，“眼睛里有一股气，一股……不甘心的气。”

    “赵先生说笑了。这年头，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还敢想什么大事。”

    “是啊，这年头。”赵伯钧叹了口气，望向窗外。外面漆黑一片，偶尔有几点灯火闪过，像坟地的鬼火，“武昌起义那年，多热闹。都觉得要变天了，要出新气象了。结果呢？皇帝是没了，可来了个袁大头，还不如皇帝呢。”

    沈砚之没接话，慢慢喝茶。

    “沈先生怎么看袁世凯？”赵伯钧突然问。

    “一介匹夫，不敢妄议时政。”

    “这里没外人，说说无妨。”赵伯钧压低声音，“依我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第一件事就是杀革命党。宋教仁怎么死的？武昌首义的功臣，说杀就杀了。接下来该谁？黄兴？孙中山？还是咱们这些小鱼小虾？”

    沈砚之抬起眼，看着赵伯钧。对方也看着他，眼神很亮，很锐利。

    “赵先生到底是……”

    “我叫赵声。”赵伯钧，不，赵声，轻轻说，“字伯先。沈先生应该听过我的名字。”

    沈砚之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

    赵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辛亥元勋，革命党里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后，他在南方组织军队，后来被袁世凯调来北京，明升暗降，给了个陆军部顾问的闲职。可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列火车上？还主动找上自己？

    “不用紧张。”赵声笑了，给他续上茶，“程振邦都跟我说了。你箱子里那些东西，是要送到南京去的，对吧？”

    沈砚之的手按住了藤箱。

    “放心，我不是来抢功的，也不是来害你的。”赵声的表情严肃起来，“相反，我是来帮你的。袁世凯已经知道你手里有东西，这趟车，你到不了天津。”

    “什么意思？”

    “前面丰台站，有人等着你。”赵声说，“步军统领衙门的人，还有陆军部执法处的。你一下车，就会被请去‘喝茶’。那杯茶，你喝不起。”

    沈砚之的后背冒出冷汗。丰台，下一站就是丰台。按照时刻表，十点四十到站，还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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