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卷了起来，有些地方还有水渍——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场雨从窗户的缝里渗进来，洇湿了这叠纸，干了以后留下了一圈一圈深浅不一的褐色痕迹。第一页上的名字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笔画清晰，登记的时间是1984年，户主的名字他看了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爷爷的名字。户号001。家庭成员那一栏写着他父亲和母亲的名字，还有他本人的名字——“王威“，写在他父亲名字的下面，关系一栏写着“长子“，出生年月一栏写着“一九七七年六月“。

    他把这一页看了一会儿——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前面看到“户号001“这几个字。他爷爷是村里第一户。1984年重新登记户籍的时候，他爷爷被编在了第一号。三十年后，这本簿子从村委会的旧抽屉里被他翻了出来，落在同一个姓氏的人手里。

    他翻到第二页。户号002——姓张的，建国本家的一个远房叔叔。户号003——姓赵的，住在村东头。户号004——姓刘的。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每一页上都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户主、配偶、子女、父母，名字和出生年月挤在窄窄的格子里，有些格子里的人名已经被划掉了，在旁边用红笔写了一个“迁出“或者“死亡“的备注，备注的后面跟着一个日期，最近的一条日期是2013年。

    他翻到了最后几页。最后几页上的人名旁边，几乎都写了“迁出“两个字。

    他合上了簿子。簿子合上的时候纸张之间挤出了一口气——不是风，是纸页叠压多年以后在翻动中释放出来的那种干燥的气息，带着陈年的纸浆味和灰尘的气息。

    他把簿子放回信封里，又把信封放回抽屉里，关上了抽屉。他没有把公章放回去——他把它放在了桌面上，靠窗的位置，在他右手够得到的地方。公章旁边是那瓶干透了的墨水。他看了看那瓶墨水，没有把它收起来——它在那里放了多久了，上一次有人用它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但他也没有把它扔掉。

    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窗户开着一条缝，风从窗缝里吹进来，把桌上的几页纸边沿掀起来又放下。他从下午坐到了傍晚，中间有人来了一趟——是村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路过村委会门口看到公示贴了出来，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院子里来，在办公室门口探了一下头。

    “王威啊，当选了？“

    “嗯。“

    老太太点了点头，没有说别的。她在门口站了一下，看了一眼办公室里面的陈设，然后又看了一眼桌上那枚公章——她认得那个东西，她在村里住了大半辈子，见过好几任村主任用过它。她看了一会儿，没有走进来，转身走了。

    她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了一句：“好好干。“

    然后她走了。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响了几下，出了院门，拐进了巷子里，渐渐远了。

    王威在办公室里继续坐着。他听到远处养殖场的方向传来鸡群的叫声——傍晚了，鸡开始归笼了，声音隔着几百米的距离传过来，被麦田和杨树林过滤了一遍，变得模糊而均匀，像是一种背景音一样铺在傍晚的空气里。

    他在天黑之前锁了办公室的门。锁门的时候他试了两下——钥匙还是不太顺，但他已经记住了偏一点的角度，第二次就拧动了。锁舌卡进锁框的时候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他把钥匙揣进口袋里，走出了院子。

    院门他关上了——没有锁，只是虚掩着。这扇门白天从来不锁，晚上也只是插上门闩。村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了，大家心里都清楚。

    公示贴出来以后，王威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他妻子是在第三天才知道的——她在镇上集市上遇到了一个邻村的人，人家跟她说了句“恭喜“，她回来问了王威，王威说“嗯“，她就知道了。她没有多问。她问了一句“工资多少“，王威说“没有工资，一年有几百块补贴“。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养殖场的活你还干不干“，王威说“干“。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四月上旬，公示期过了。镇上的正式文件下来了，和公示内容一样，多了一行镇政府的红章。王威正式成了黄淮村的村主任。

    他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不是制订工作计划，不是去看镇上的文件——是走了一遍全村每一户。

    村委会的抽屉里有一本旧的通讯簿，手写的，上面记着村里每一户人家的门牌号和户主姓名。他从第一个门牌号开始，一个一个按着门牌走。

    第一天。

    早上七点半，他吃完了早饭，把那本通讯簿揣在外套口袋里，从自己家出发了。他家的门牌是001号——和他爷爷当年在户籍簿上的编号一样——他走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一下自家院子，然后往村东头走。

    第一户在巷子尽头。院门开着——门上的漆已经褪成了灰色的底色，门闩是铁的，生了锈，但还能用。他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屋里有人应了。

    出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了，围裙上沾着面。她看到王威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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