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她想象的更有力。

    四月十二，午后。

    听雨楼正房。

    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茶几上摆着茶点，是奉天城里最时兴的桂花糕。

    史沫特莱坐在守芳对面，手里端着茶盏，眼睛却一直在打量这间屋子。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上头标着铁路、矿山、兵工厂的位置。案头堆着厚厚的文件，有几份摊开着，上头密密麻麻写着字。

    她收回目光，看向守芳。

    “张小姐，我采访过很多人，可您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实权人物’。”

    守芳笑了笑。

    “史沫特莱女士过奖。我只是替父亲分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史沫特莱打开笔记本。

    “张小姐，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守芳点头。

    “请。”

    史沫特莱道。

    “第一个问题，您在奉天推动的这些事业——铁路、林业公会、兵工厂、孤儿院、伤残救助基金——动机是什么？”

    守芳沉默片刻。

    她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阳光灿烂，把听雨楼的院子照得亮堂堂的。

    “史沫特莱女士，您去过东北的农村吗？”

    史沫特莱摇头。

    “还没有。”

    守芳道。

    “如果您去了，您会看到，那些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可他们连自己的地都没有。打下粮食，一半以上要交给地主。孩子饿得哇哇哭，老婆说，咱这是给谁种的？”

    她转过身。

    “我去过。我看过。所以我想，能不能做点什么，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史沫特莱飞快地记着。

    “第二个问题，您在奉天的地位很特殊。作为女性，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守芳笑了笑。

    “困难？当然有。有人说，女人不该抛头露面。有人说，女人不懂政治。有人说，我做的事，都是仗着父亲的权势。”

    她顿了顿。

    “可我不在乎。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我做成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史沫特莱抬起头。

    “张小姐，您知道吗，您这种态度，在美国被称为‘女权主义’。”

    守芳摇摇头。

    “我不懂什么主义。我只知道，女人跟男人一样，能做事，能成事。只要给机会，给信任，给支持——女人什么都能做。”

    四月十二，傍晚。

    采访持续了三个时辰。

    史沫特莱问了很多问题。

    问妇女教育，守芳讲了她们办的识字班，讲了多少期，认了多少字，有多少妇女学会了记账、写信。

    问孤儿院，守芳讲了那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故事，讲他们怎么进孤儿院，怎么读书，怎么学会一技之长。

    问伤残救助基金，守芳讲了三道岗子那回，讲那些断了腿、瞎了眼的兵，讲他们怎么领抚恤，怎么学手艺，怎么重新站起来。

    问东北大学，守芳讲了胡适之、刘仙洲、李四光那些名字，讲了他们为什么愿意来，讲了她对大学的期望。

    史沫特莱记了满满一本子。

    末了，她合上笔记本，看着守芳。

    “张小姐，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犯。”

    守芳看着她。

    “请说。”

    史沫特莱道。

    “关于日本。日本在东北的活动，您怎么看？”

    屋里安静了一瞬。

    守芳走到窗前。

    窗外天快黑了，南满站的钟楼在暮色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

    “史沫特莱女士，我们欢迎一切基于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谁愿意跟东北做生意，跟东北做朋友，我们都欢迎。”

    她顿了顿。

    “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和压迫。东北是中国的东北，这里的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也有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

    史沫特莱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张小姐，您这话，我能写进去吗？”

    守芳点点头。

    “能。我就是说给您听的。”

    四月十四。

    史沫特莱离开奉天。

    临走前，她握着守芳的手，说了几句话。

    “张小姐，我在中国待了三年，见过很多人。您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的人。”

    守芳摇摇头。

    “不是我。是那些干活的人，那些种地的人，那些念书的人，那些当兵的人。他们才是希望。”

    史沫特莱笑了笑。

    “您说得对。可没有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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