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起一伏的，平缓而均匀，跟那些白幡在风里的起伏有着相似的节奏——那是这座即将入冬的城市里，为数不多的、还在继续的律动。

    北京的“国丧“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那些日子张振勋去过几次宫门外的广场，远远地看过那些穿素服的人群。每次去都站不了太久——人多、风大，他过了耳顺的年纪之后，站久了膝盖发酸。他真正记住的，是在那些“国丧“活动的间歇里，在官衙的偏厅、在客栈的走廊、在偶尔与同僚共饮的席面上听到的那些话。

    有人在议论新君的年纪——宣统帝登基时才三岁。“又是一个幼主“。“摄政王载沣当家，可载沣……“话到一半就没再说下去了。有人翻出档案，说户部的库银已经空了多年了，靠借外债撑着，江南的厘金又连年拖欠，新君登基大典的那笔费用还没着落。还有人压低声音说某位亲贵在南城置了私产，用的还是北洋公帑，事发了，也没有人敢查。

    他坐在那些房间里，端着茶盏，听着那些人说话。没有人来问他什么，他也没有主动开口。他只是把自己放在那里，像一个已经离得很远的人，回望一座正在慢慢倾颓的城。

    十一月初他回到烟台的时候，东山坡上的叶子已经落尽了。

    整面坡光秃秃的，只剩灰褐色的枝条在风里交错着，像一幅被抽走了所有颜色的素描。他沿田埂走了一趟，每经过一排藤就蹲下来摸一摸它们根部的土——土还没有上冻，松软而潮湿，指尖能感觉到地底残存的微温。那些藤正在地底下安静地准备着下一个春天，它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谁死了谁活着谁在上头争着那把他们还没坐热就要被抽走的椅子。它们只知道土还是那样的土，冬天来了要歇着，春天来了要发芽。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很轻微的一声脆响，像一根被折了太多次的细枝条终于露出了它内部的纹路。他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海风从南面吹过来，带着冬天的凉意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煤烟味——远处港口的烟囱还在冒着白烟，有人还在烧窑，还在运货，还在继续那些跟国丧和朝局无关的、日复一日的操持。

    回到酒坊后他打算把酒窖里新装瓶的一批酒作为年末的纪念酒。负责包装的伙计问他这批酒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想了一下，然后说：“叫宣统元年纪念酒吧。“伙记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掌柜的，新帝才登基，年号还没正式颁行呢，叫这个名儿会不会——““叫吧，“张振勋说，“该来的总会来的。早晚都一样。“

    那批酒换了新标推出之后，销路意外地好。先是天津那边来电报说订了两百箱，然后上海那边也要了三百箱，连北京都有人辗转来打听能不能多送几箱过去。老汤看着订货单直挠头：“掌柜的，这酒没涨价也没打折，怎么忽然这么多人买？“张振勋端着茶碗喝了一口，没有回答。他知道答案——人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会格外想抓住一些今天还能抓住的东西。那些买纪念酒的人不见得是爱喝，他们是在用酒瓶给自己未来的某一天提前封存一点记忆，好让以后喝下去的时候还能想起这个他们正在经历的、正在一点一点从指缝里漏出去的年份。他把茶碗放下，对老汤说了一句：“再备两批货，把库存的全清了。明年葡萄还没熟，账上得先有活钱。“

    他走进酒窖，在最深处那排桶前面站住了。那些桶已经陈了三年，木纹在昏暗中泛着一层被酒气浸润出来的、微润的光泽。他把手掌贴在一只桶的侧壁上，感受着里面那正在安静变化着的东西透过木壁传上来的、微微的凉意。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想起光绪二十一年嫁接成功后他坐在这排桶前面第一次开桶时那些酸涩的液体——当时他以为自己这辈子见过的最差的东西就是它们了，后来才知道，那才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失败和损失在等着他。他又想起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这座酒窖差点被废弃，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他摸着桶壁，心里忽然觉得踏实了一些——无论外面那座城里挂在城墙上的白幡换成什么颜色，无论宫里的那把椅子换了谁来坐，这地底下七米深处这些桶里的东西会一直持续地变下去，缓慢，稳定，不为任何人事所动。它们会持续地变，一直变到自己该成为的样子。

    他收回手转身走了出去。窖口外面的光涌进来，亮得他眯了一下眼。那光的颜色跟那些白幡不一样，是冬天的、干净的、稀薄的日光，照在门口的石阶上，照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上，照在他那把已经被磨得发白的旧棉袍肩头。

    那年冬天来得很早。十二月初烟台就落了一场大雪，把东山坡的藤和酒坊的屋顶全盖住了。

    张振勋在年前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北京，一封来自南洋。北京那封是盛宣怀写的，短，措辞平淡，可里面夹着一句话：“新帝尚幼，摄政王理政，诸事未定。兄在烟台，静观为宜。“南洋那封是张彬郎写的，更长一些，信里没有提同盟会的事，只说巴达维亚的船务生意尚可，又问候了酒厂的收成。可是信末尾写了一句：“阿爸，你上次信里说'那条路是对的'，我在海上的时候反复想过。等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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