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条公路向国内输血。

    他需要松山据点继续拖延一段时间。

    于是，辻政信以第33军军部名义，给松山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发去玉碎令，全员死守松山。

    那封电报只有寥寥数语，但每一个字都是淬毒的锁链：“松山为滇缅路之锁钥，亦为大日本帝国缅甸防线之支柱。第113联队残部及配属守备队，须全员死守，战至最后一人。援军难期，望发扬武士道精神，玉碎报国。“

    金光惠次郎收到电报时，正站在松山主峰的观察哨里。他是个矮壮的九州人，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嘴角的刀疤，那是上海事变时留下的纪念。他读完电报，沉默了很久，然后将其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他知道，辻政信把他和一千多名士兵一起，钉死在了这座山上。但他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解脱的平静——从接到守卫松山命令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结局是什么。

    “全员死守，“他对身边的副官说，“把粮食配给减半，弹药集中到主峰和子高地。把伤兵……“他顿了顿，“把伤兵抬到最前面的地堡里，当作观察哨。“

    松山的血战，在七月的热浪中达到了白热化。

    由于松山半山腊孟以上的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甚为陡峭，仰攻成为了一场噩梦。日军早挖掘好大大小小的坚固地堡阵地群实施防御——那些地堡不是孤立的，是连通的，像一座巨大的蚁巢，从山腰一直延伸到主峰。每个地堡都经过精心伪装，射孔被藤蔓和野草覆盖，从山下根本发现不了。地堡之间由坑道和交通壕连接，火力交叉，互为犄角。

    大雨一下，泥泞的山坡犹如被泼了油一般湿滑。

    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只能手脚并用地朝山头攀登。他们背着步枪、弹药和手榴弹，手指抠进泥里，脚趾蹬着石缝，像一群在悬崖上攀爬的岩羊。但这不是攀岩，这是赴死。当他们爬到半山腰，气喘吁吁，手指磨破，还没来得及直起腰，藏在四通八达密集如蚁巢般地穴中的日军，就从各个角度射出交叉火力。

    重机枪的子弹从正面扫来，将前排的士兵像割麦子一样打倒；轻机枪从侧翼的暗堡里喷出火舌，将试图躲避的人拦腰斩断；掷弹筒的炮弹从头顶的隐蔽部里落下，在人群中炸开，将肢体抛向空中。士兵们无处躲藏，因为子弹来自四面八方——来自脚下的灌木丛，来自头顶的岩石缝，来自身后看似无害的土包。

    怒江河谷的天气也极其无常，昼夜温差很大。

    晚上下一阵雨可冷得人发抖。士兵们穿着湿透的军装，蜷缩在泥坑里，牙齿打颤，嘴唇发紫，像一群被遗弃在荒野上的野狗。白天太阳出来则酷热难当，晒得人浑身冒汗直流油。阳光照在泥泞的山坡上，蒸腾起一股湿热的气浪，混合着血腥和腐臭，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粘稠的空气。

    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对向上仰攻的一方来说简直是灾难。

    放眼望去，松山各处山坡上，密密麻麻铺满了土黄色的中国士兵尸体。他们有的俯卧，像在进行最后一次冲锋；有的仰卧，望着天空，脸上还保持着痛苦的表情；有的则蜷缩在弹坑里，像婴儿一样抱住自己的步枪。尸体层层叠叠，从山脚一直铺到山腰，像一张由死亡编织的、巨大的地毯。

    由于日军枪法很准，少有人愿意去救伤员或搬运尸体。

    谁敢抬头？谁敢直起腰？任何一个试图移动的身影，都会招来日军狙击手的子弹。那些狙击手藏在伪装极好的树洞里，或者地堡的射孔后，用三八式步枪的瞄准镜，像挑选猎物一样，逐一射杀任何敢于暴露的人。一个医护兵爬出去救伤员，刚爬出三米，脑袋就爆开一朵血花。一个担架员试图拖回阵亡的同伴，刚抓住脚踝，自己的后背就多了两个血洞。

    当炮火激烈或飞机轰炸的时候，不少残肢断臂被炸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异常血腥。

    一只手臂挂在松树枝上，手指还在痉挛；一条腿滚落在战壕里，靴子还系着鞋带；一个头颅被炸飞到空中，落在几十米外的灌木丛里，眼睛还睁着。那些阵亡未及收殓的尸身残骸在高温下两三天便开始腐烂，随后生出白蛆肆意乱爬。白色的蛆虫从眼眶里钻出，从鼻孔里涌出，从弹孔里爬出，在腐烂的皮肉上形成一层蠕动的、白色的毯子。

    浓烈的尸臭弥漫在整座山间。

    那不是一种气味，是一种实体，一种可以用手抓住的、粘稠的、令人作呕的流体。它附着在每一口呼吸里，渗透进军装的纤维里，钻进头发和指甲缝里。士兵们用毛巾捂住口鼻，但那种味道还是无孔不入。有人被熏得连续呕吐，吐到胃里空空如也，只剩下绿色的胆汁。有人则变得麻木，他们坐在尸体旁边吃饭，面不改色地嚼着发霉的干粮，仿佛那些爬满蛆虫的残骸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木头。

    僵局持续到7月底，才终于出现一丝裂痕。

    第8军副军长李弥从龙陵过来，协助军长何绍周，接手了实际指挥。李弥是个精瘦的云南人，目光锐利如鹰，说话简洁如刀。他在龙陵见识过日军的堡垒战术，也见识过中国军队在强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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