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可在革委会办公楼里坐了一上午，桌子上摊着一本巡逻记录，钢笔放在旁边，墨都干了，一个字也没写进去。

    脑子里反复转着早上钟国胜说的那些话，还有自己最后说出口的那句“一个月内我搬走”。

    说的时候干脆，这会儿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没有更好的选择，可那股被推着走的感觉一直堵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中午崔大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见了老钱。

    老钱端着一饭盒菜在崔大可对面坐下，低头咬了一口二合面馒头，抬头看见崔大可的脸色，筷子上夹着菜顿了一下：“崔队长，你脸色不太好，出什么事了？”

    崔大可低头吃了一口菜，嚼了两下咽下去，说：“没事，就是昨晚没睡好。”

    顿了顿，放下筷子，“老钱，你帮我打听个事。”

    老钱把筷子放在碗沿上，往前凑了凑：“你说。”

    “厂区西边那片老平房，有没有空出来的院子？独门独院的那种，不用多大，能住人就行。”

    老钱想了想：“西边那条胡同里好像有一处，以前住着一个退休老工人，姓什么来着……姓张还是姓李的，上个月搬去跟儿子住了，院子一直空着，归后勤科管。”

    老钱又想了想，“那院子我去过一次，挺小的，但收拾收拾能住人。”

    崔大可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端起碗把剩下的粥一口气喝完，站起来对老钱说了句“你帮我再问问”，然后端着空碗走了。

    当天下午，崔大可去了后勤科。

    后勤科在办公楼的一楼最里面那间，屋里堆着几摞旧账本和几个铁皮柜子，桌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台账。

    管台账的是个瘦高个，姓刘，戴着一副老花镜，看见崔大可进来，把老花镜往下拨了拨，从镜框上方看着他：“崔队长，有事？”

    崔大可脸上挂着笑，走到桌前：“刘师傅，革委会那边需要找几处闲置的房子做临时安置点，我过来翻翻台账，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刘师傅听了这话，把老花镜往上推回去，转身从后面的铁皮柜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簿放在桌上：“闲置的都在这本上了，你自己翻。”

    说完重新坐回去，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

    崔大可站在桌前翻开登记簿，一页一页地翻。

    前面几页都是厂区内部的仓库和办公室，翻到后面几页才开始出现职工住房的记录。

    崔大可看到第七页的时候停住了，上面写着：“西胡同十二号，平房两间，厢房一间，空置状态，原住户张德贵，已迁出。”

    旁边用铅笔标注了一行小字：“钥匙在老周处。”

    崔大可把那一页又看了一遍，然后合上登记簿：“刘师傅，西胡同十二号那处院子，我想去看看。”

    刘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那院子空了一段时间了，你要是用得上就去看看，钥匙在老周那儿，你去找他拿。”

    崔大可道了谢，转身出了门，去找老周。

    老周在后勤科的仓库里清点物资，听说崔大可是来拿西胡同十二号院子的钥匙，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找了半天才找到那把，取下来递给崔大可：“崔队长，看完记得还回来。”

    钥匙齿有些钝了，握在手里凉凉的，金属边沿在指腹上压出一道浅浅的白印。

    崔大可拿了钥匙，骑着自行车去了西胡同。

    那条胡同在厂区西边，比九十五号大院那边偏一些，胡同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皮皴裂，枝条光秃秃地伸着。

    崔大可往里走，数到第十二号，院门是木头的，漆已经斑驳了，门环上落了一层灰。

    拿钥匙开了锁，推开院门。院子不大，正房两间，东边一间厢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枣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

    院墙是青砖的，有一截矮墙上爬着干枯的藤蔓，墙角堆着几块旧瓦。

    崔大可站在院子中央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踩了踩脚下的地面。

    地面是夯实的土，有些地方长着枯草，踩上去硬邦邦的。

    崔大可又去看了看正房，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地面是灰砖铺的，砖缝里嵌着陈年的灰，墙上还贴着去年的旧报纸，报纸边缘已经发黄卷起来了。

    灶台是砖砌的，上面的铁锅已经生锈了，锅底结了一层褐色的铁锈。

    窗户上的纸破了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来，吹得破纸边一掀一掀的。

    站在屋中央，又看了一圈，虽然旧了些，但修一修能住人，窗纸换了，铁锅换一口，灶台通一通，炕重新盘一下，住着没问题。

    关键是独门独院，关上门谁也看不见谁。

    崔大可把门带上，锁好，骑着自行车回了后勤科。

    老周还在仓库里忙活，看见崔大可回来了，伸手要钥匙。

    崔大可把钥匙递过去，但没有松手，隔着钥匙串看着老周的眼睛说：“周师傅，那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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