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好奇，如果汉文帝时期韩信还活着，能不能打赢匈奴？我觉得能赢，但无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

    有人认为，汉初国力不强、民生凋敝，无法支撑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点是对的。然而，赵国风雨飘摇，李牧能赢；秦国横扫六合，蒙恬能赢。可见，无论国力强弱，名将的作用不可忽视。凭韩信的能力，至少可以实现“不敢犯边”的战略目的。如果情况允许，也不排除“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

    但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因为汉初的匈奴与之前相比又出现了变化，匈奴已经完成整合，一个整合统一的匈奴帝国和匈奴是两个概念。而且匈奴帝国战略纵深广，地盘也比汉朝大。关键马匹也多，打不过就跑，追都追不上。这仗怎么打？刘恒很头疼，这时候出主意的人来了，他叫晁错。

    晁错是颍川人，从小学习就很厉害，师从当时的刑名学大家，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是一名优秀的法学专业人才。

    晁错和贾谊是同龄人，他俩都出生于前200年，只是晁错不像贾谊那么幸运，有知名大学举荐，所以她进入刘恒视野的时间晚于贾谊。

    晁错当上公务员后，因为通晓古代学术，做了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个小官，负责朝廷的礼乐制度，年例百石。上级领导看他年轻好学，给他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师从年届90的宿儒伏生学习《尚书》，以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抢救《尚书》？这就要说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浩劫了。

    《尚书》据说是孔子编订的，他将上古尧舜到春秋秦穆公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从中挑选出一部分用来做教育本门弟子的教材。这就是《尚书》的来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颁布“禁书令”，收缴民间的各种藏书，尤其是《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按法律必须上交官府。项羽入关后，又一把大火烧了秦宫，儒家经典几乎成为绝唱。

    汉朝建立后，汉惠帝废除了“禁书令”，允许民间藏书讲学。刘恒更是热心文化建设，鼓励民间献书，恢复了儒家经书的合法地位，在全国寻求能治《尚书》者。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伏生这里。

    伏生是济南人，曾在秦朝担任博士，学通古今，掌管皇家典籍。秦始皇颁布“禁书令”后，伏生冒死将一部《尚书》偷藏于夹壁墙内。此后流落他乡，待局势稳定后，伏生回到家中，从墙中取出了《尚书》。由于水湿虫蛀，百篇《尚书》只剩下29篇。凭着强悍的记忆力，他把仅存的《尚书》经过整理后，广招弟子进行传授。齐鲁一代的儒生纷纷拜他为师。

    刘恒听说伏生的事迹后，原打算请他到长安来教学，但伏生当时已经年逾90，年高体弱，无法进京。于是朝廷派晁错千里迢迢上门，向伏生请教。

    伏生传授《尚书》一直是口授，因为年事已高，口齿不清，晁错很难听明白。伏生便让女儿羲娥在一旁翻译。羲娥讲的是山东话，而晁错是河南人，听起来还是很费劲。好在经过数月的努力，晁错终于将《尚书》学完，并且手抄了一份。这个版本就被汉人称为《今文尚书》，意思是用当代的文字记录的。

    学成归来的晁错已经取得了法学、儒学双学位，给刘恒做工作汇报的时候顺便也做了个学习汇报，一部《尚书》讲得文采飞扬。刘恒一听，人才啊！送给太子当老师吧。

    晁错来到东宫后，很快就用其渊博的知识征服了太子。太子刘启对晁错极为信任，干脆直接称晁错为“智囊”。于是，历史是第一个被称为“智囊”的人诞生了。

    在晁错眼里，刘启虽然天资聪颖，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修养，但是作为帝位的接班人，还缺乏对帝王术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所谓“帝王术”，在晁错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怎么让群臣感到恐惧，二是怎样才能不受臣子之言的蒙蔽，三是怎样安抚天下百姓，四是怎样劝勉臣下尽忠。为此，晁错写了一篇《言太子知术数书》，为太子补上这一课，得到了家长刘恒的好评。

    担任太子家令后，晁错再次上疏讨论兵事，这封奏疏后世称为《言兵事疏》。简单归纳一下，主要有四点。

    1、慎选将领。晁错认为，汉朝建国以来，匈奴多次入侵边地，小入获小利，大入获大利，一个陇西郡，三次被匈奴入侵，军民垂头丧气，丧失了战胜敌兵的锐气。现在陇西军民打了一次胜仗，而且是以少胜多，杀了匈奴一个首领。可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陇西军民，而是出在将帅身上。兵法说：有必胜之将领，无必胜之百姓。安边立功，全在于选择良将。因此，选择一位合适的将领至关重要。

    2、用兵之道。晁错认为，用兵之道最重要的是三点。一是有利的地形，二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三是精良的武器。以地形而言，有适合步兵作战的战场、有适合车马作战的战场、有适合用弓箭的战场、有适合用长戟的战场、有适合用矛铤的战场，更有适合用剑盾的战场。不同的地形与不同的兵种协调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员的作用。兵器不锐利，和空手一样；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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