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物资由挑夫队搬运，每人挑着两个箩筐，在黑暗中排成一列。向导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叫小山，对地形了如指掌。

    “跟着我的脚印走，一步不能错。”小山压低声音，“这一带鬼子埋了地雷，上个月炸死了三个老乡。”

    刻律德菈屏住呼吸，紧跟着前面的挑夫。月光被云层遮住，只有零星几点星光。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杂草，偶尔踩到碎石，发出轻微的声响。每个人都踮着脚尖，像一群夜行的猫。

    走了约两小时，前方出现铁丝网的轮廓。小山示意停下，趴在地上观察。远处有日军的探照灯扫过，光柱在夜空中划出惨白的弧线。狗吠声传来，是日军的军犬。

    “巡逻队，十分钟一趟。”小山耳语，“等下一趟过去，我们从那个缺口钻过去。动作要快，不能超过三十秒。”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刻律德菈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也能听到旁边挑夫粗重的呼吸。汗顺着脊背流下，痒得像蚂蚁在爬，但她不敢动。

    探照灯的光柱再次扫过，巡逻队的皮靴声由远及近。四个日本兵，牵着一条狼狗，从五十米外走过。有个日本兵在抽烟，火星在黑暗中明灭。刻律德菈闻到了烟草味，是日本产的“金蝙蝠”，她在中国战俘身上闻到过。

    巡逻队走远了。

    “走！”小山一跃而起。

    队伍像离弦的箭，冲向铁丝网的缺口。刻律德菈跟着钻过去，铁丝刮破了她的衣袖，在手臂上留下一道血痕。她顾不得疼痛，拼命向前跑。三十秒，四十秒，五十秒——他们冲进对面的灌木丛，趴倒在地。

    身后传来狗吠声，但渐渐远去。成功了。

    赵队长清点人数，一个不少。他拍拍小山的肩：“好小子，回去给你记功。”

    小山咧嘴一笑，露出两颗虎牙。

    穿越三道封锁线，用了整整七天。这七天里，刻律德菈经历了两次伪军盘查，赵队长用银元和香烟打发了；遭遇一次土匪袭击，交火二十分钟，击毙土匪三人，车队轻伤两人；还有一次差点被日机发现，全靠小山带着他们躲进山洞。

    进入陕西境内，景象逐渐变化。绿色的丘陵被黄色的沟壑取代，像大地的皱纹，干燥而深刻。村庄多是窑洞，从山壁上挖进去，冬暖夏凉，但阴暗潮湿。老百姓面有菜色，衣服上打着补丁，但眼神里有种刻律德菈在重庆少见的光芒——不是麻木，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坚韧的、带着希望的光。

    6月20日，车队抵达洛川。这里是国统区和延安的交界，国共双方都有驻军，气氛微妙。赵队长去办理过关手续，刻律德菈在路边等待。

    她看到一支队伍从北边走来：大约三十人，穿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背着简陋的行李，但步伐整齐。他们唱着歌，领头的举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工作队”。

    歌声嘹亮，在黄土高原上飘荡：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刻律德菈听得入神。这旋律简单有力，歌词直白热血，让她想起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歌。但又有不同——国际纵队的歌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悲壮，而这歌里有一种扎根土地的坚韧。

    “同志，你是去延安的吗？”一个女学生模样的队员主动打招呼。她大约十八九岁，短发，圆脸，眼睛亮晶晶的。

    “是的。”刻律德菈用生硬的汉语回答。

    女学生眼睛一亮：“你是外国人？来参加革命的？”

    “我是记者，来采访。”

    “记者也是革命工作！”女学生热情地握住她的手，“我叫王秀英，抗大三期学员。延安欢迎一切支持抗战的国际友人！我们边走边唱吧！”

    队伍继续前进，刻律德菈被拉进队列。王秀英教她唱歌，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发音：“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刻律德菈跟着唱，虽然音调不准，但被这种热情感染。她看到队伍里还有其他年轻人，有男有女，有学生模样，也有工人农民打扮。他们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神情：虽然疲惫，虽然衣衫褴褛，但眼睛里有光。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刻律德菈问。

    “我是北平来的，七七事变后逃出来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

    “我是上海纱厂女工。”一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说。

    “我是东北流亡学生，家被鬼子占了，爹娘都死了。”一个瘦高个少年说，语气平静，但握紧了拳头。

    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部血泪史，但说出来时没有抱怨，只有决心——要去延安，要学习，要打回老家去。

    刻律德菈想起了自己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友：法国工人、德国流亡者、美国诗人、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他们也是为了理想远赴异国。不同的是，那些战友大多受过教育，有左翼思想基础；而眼前这些中国青年，很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的革命意识更朴素：鬼子杀了我的家人，占了我的家乡，我要报仇，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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