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

    回到住处，刻律德菈摔碎了茶杯。她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像被困的母狮。

    “软骨头的玩意儿！”她对着空气怒吼，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文混杂着咒骂，“一战的塞尔维亚都快亡国了，国王带着军队在山里打游击，也没有投降！俄国革命时，临时政府再怎么软弱，也没有和德国单独媾和！这个汪精卫，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在国家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从背后捅刀子！”

    小梅怯生生地递上一杯水：“阿姨，别生气……”

    刻律德菈接过水杯，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但愤怒还在胸腔里燃烧。她经历过背叛——在西班牙，共和国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失败；在一战，意大利政客的短视让无数士兵白白牺牲。她太清楚，内部的蛀虫往往比外部的敌人更致命。

    她坐下来，在日记里写道：

    “1939年3月30日，重庆。

    汪精卫公开投敌。这个曾刺杀前清摄政王、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者，如今成了最大的叛徒。

    讽刺的是，他的‘和平论’在沦陷区或许有些市场——那些在战火中煎熬的百姓，那些失去一切的家庭，可能真的渴望和平，哪怕屈辱的和平。但在重庆，在延安，在所有还在抵抗的地方，这是最可耻的背叛。

    蒋介石今天发表讲话，开除汪精卫党籍。但问题不在开除一个叛徒，而在如何防止更多叛徒出现。战争进行到第二年，物资匮乏，伤亡惨重，国际援助有限……绝望会滋生投降主义。

    我必须关注两件事：第一，汪精卫的投敌会引发多少跟从者？第二，日本的诱降策略是否会分化抗战阵营？

    明天我要去采访一些政治观察家。但首先，我得活下去——在轰炸中活下去。”

    1939年5月，重庆的轰炸进入新阶段。

    日军从汉口机场起飞的轰炸机群，几乎每天准时“光临”。刻律德菈逐渐摸清了规律：多在午后，天气晴朗能见度好时；目标先是军事设施和政府机关，后来扩大到商业区和居民区；轰炸高度约4000米，超出当时中国空军和苏援航空队大多数战机的有效升限。

    更诡异的是，日军轰炸的精度越来越高。

    5月3日下午，刻律德菈正在苏联大使馆附近采访一位外交官，警报突然响起。她迅速跑向附近的防空洞，但这次轰炸格外猛烈——爆炸点似乎经过精确计算，集中在使馆区和军事委员会周边。

    一枚炸弹落在距离防空洞入口仅五十米处，气浪掀翻了临时搭建的棚户，火光冲天。刻律德菈护着小梅和王氏趴在地上，耳膜被巨响震得嗡嗡作响。

    “他们……他们知道目标在哪里。”一个蜷缩在旁边的男人颤抖着说，“上个月炸了英国领事馆旁边，这个月就炸苏联大使馆附近……哪有这么巧？”

    刻律德菈心中一动。她想起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也通过间谍获得共和军指挥部的精确位置，进行针对性轰炸。但那时双方战线明确，间谍活动相对容易。而在重庆，日军轰炸机从数百公里外的汉口飞来，要准确命中特定建筑，需要极其精确的情报。

    当晚回到住处（幸运地未被炸毁），刻律德菈开始系统地整理疑点：

    1. 重庆防空系统形同虚设。高射炮数量少，精度差；夜间探照灯经常照错方向；战斗机升空拦截的次数越来越少。

    2. 日军轰炸有明显的时间规律，似乎知道何时防空最松懈。

    3. 轰炸目标从随机变为精确，特别是对外国使领馆的轰炸——德国大使馆在4月被炸，导致两名外交官死亡，引发德方强烈抗议。日本不顾盟友颜面，除非……除非他们获得情报，认为这些使馆内藏有重要军事目标？

    “不对。”刻律德菈在昏暗的油灯下盯着自己写下的笔记，“德国是日本的盟友，炸德国使馆得不偿失。除非日本认为，德国使馆在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或情报？或者……根本就是有人给了错误坐标，故意制造外交事件？”

    一个更可怕的想法浮现：是否存在内奸，在为日军提供轰炸目标的精确坐标，甚至故意误导日军轰炸盟友使馆，以破坏中国的外交关系？

    她猛地站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战场的直觉，加上多年情报工作的经验，让她确信自己的推测接近真相。但如何证实？如何找出这个“毒蛇”？

    刻律德菈决定行动。

    她首先需要监听设备。在重庆，这并不容易——无线电元件被严格管制，私人拥有发报机是重罪。但她有办法。

    通过地下渠道，她联系上一个黑市商人。对方开价高昂，而且只收美元或黄金。刻律德菈取出藏着的几根金条——这是她从西班牙带出的最后储备。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商人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眼神警惕，“现在查得很严，被抓到要掉脑袋的。”

    “我是记者，需要收听国际广播。”刻律德菈面不改色地撒谎，“BBC，莫斯科广播，东京的英语新闻。你知道，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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