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位于南浔铁路西侧，地形复杂，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

    “这里会是转折点。”她低声自语。

    第二天，刻律德拉以记者身份前往第九战区司令部申请前线采访许可。接待她的军官是个年轻的湖南人，姓刘，佩戴中校衔。

    “意大利记者？”刘中校翻看她的证件，“《米兰晚邮报》……现在很少有外国记者来武汉前线了，大家都觉得这里守不住。”

    “我认为能守住。”刻律德拉说，“至少一段时间。而且，这里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战事。”

    刘中校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你这么认为？”

    “万家岭。”刻律德拉指着地图，“日军第106师团轻敌冒进，地形对防守方有利。如果指挥得当，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围歼战。”

    刘中校沉默片刻：“你和我们司令长官想得一样。他正在调集部队，准备在万家岭吃掉106师团。”

    采访许可很快被批准。刻律德拉没有耽搁，立刻前往鄱阳湖前线。

    鄱阳湖地区的景象让刻律德拉想起了西班牙的某些战场——不是地形相似，而是那种临战前的紧张与忙碌。中国军队在湖边构筑工事，炮兵阵地隐蔽在树林中，士兵们疲惫但仍在坚持。

    她采访了几支部队。第74军的一个连长——姓王，江西人，脸上有新鲜的伤疤——说：“我们在庐山上守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攻不上来。现在调到这里，还是那句话：鬼子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另一个老兵——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役的老兵，手臂用绷带吊着——说得更直接：“武汉不能丢。丢了武汉，中国就真没地方退了。重庆太远，山区太多，工厂搬不过去。”

    刻律德拉问他怕不怕。

    老兵笑了，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怕？怕就不当兵了。但说实话，比起怕死，我更怕输。输了，子孙后代都得当亡国奴。”

    这些采访让刻律德拉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上海和南京，她看到的多是溃败和绝望；但在武汉外围，她看到的是韧性和决心。这不只是政府宣传的结果，而是普通士兵和民众自发的抵抗意志。

    然而，她也看到了问题。

    在前往马当要塞的路上，刻律德拉遇到了一个让她忧心忡忡的场景：要塞守军正在举行“结业典礼”——某个军官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各级军官受邀参加，大摆宴席。

    刻律德拉找到要塞指挥官李韫珩，提醒他：“日军很可能趁此机会发动进攻。前线指挥官集体离开岗位，这是兵家大忌。”

    李韫珩不以为然：“日本人在休整，不会这么快进攻。而且我们有完善的防御体系，马当要塞固若金汤。”

    “没有哪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刻律德拉严肃地说，“而且防御的关键是人。如果指挥官不在，士兵没有指挥，再坚固的工事也没用。”

    她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李韫珩甚至邀请她参加宴会，被她拒绝。

    三天后，刻律德拉的预感成真。日军波田支队趁夜突袭，马当要塞守军因指挥官缺席、指挥混乱而迅速溃败。这个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至少能守一个月”的要塞，一周内失守。

    刻律德拉在报道中如实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稿件被审查部门扣下——“影响士气”。她只能在日记里写道：

    “1938年7月初，马当要塞失守。我在战前提出警告，但无人理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军事官僚体系的僵化和腐败，是比敌人炮火更可怕的威胁。”

    随着战事推进，刻律德拉的注意力转向万家岭。

    8月底，日军第106师团果然如她所料，孤军深入至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的第1兵团迅速调动，将日军包围。

    刻律德拉申请前往万家岭前线，但被拒绝——战斗太过激烈，不允许记者靠近。她只能在武汉通过战报和前线返回的伤员了解情况。

    9月底到10月初，捷报频传：

    “我军在万家岭击溃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歼敌千余……”

    “日军空中投送军官补充指挥系统，可见其损失惨重……”

    “张古山阵地反复争夺，我军敢死队夜袭成功……”

    刻律德拉听着广播，看着报纸，心里却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万家岭大捷是好事，是开战以来少有的战略胜利。但它真的是转折点吗？

    10月10日，双十节，万家岭大捷的消息正式公布：日军第106师团遭重创，歼敌三千余（实际可能更多），基本丧失战斗力。

    武汉全城欢腾，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学生们游行庆祝，商家打出“庆祝万家岭大捷”的横幅。刻律德拉走在人群中，感受着久违的喜悦气氛，但她的军事直觉告诉她：这只是黑暗中的一道闪光。

    当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分析：

    “万家岭大捷振奋人心，证明中国军队有能力歼灭日军整师团。但从战略角度看，这只是局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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