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楼，外墙贴着白瓷砖，有些已经斑驳脱落。她找到父亲生前的秘书。秘书姓陈，已经升了职，发际线后退了不少，但说起杨长贵时眼眶还是红的。

    “杨市长是我见过最能干也最拼命的人。”陈秘书的声音有些发颤，”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走，周末也经常加班。凉坝那几个大项目都是他跑下来的，有时候一天跑好几个县，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我跟他出差，他车上永远放着一个公文包、一个茶杯、一瓶药。”

    “什么药？”

    “降压的。他说自己身体还行，就是血压高。我说杨市长您注意休息，他说等这批项目落地了再歇。这批项目落地了，他又说等工厂投产了再歇。工厂投产了，他又说等明年指标都达标了再歇。”陈秘书低下头，”他一直在等，等一个能歇下来的时间。那个时间一直没有来。”

    杨小琳问他父亲去世那天的情况。

    陈秘书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下班时还跟杨市长说早点休息，杨市长说还有一份招商材料没审完，明天要用的。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发现杨市长趴在桌上，已经走了。”

    他说得很慢，像每一个字都需要从很深的地方捞出来。

    “桌上摊着没审完的材料，茶杯里的茶还是温的。公文包里有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但心梗发作得太快，连打开公文包的时间都没有。他就那么趴着，像睡着了一样。我叫了两声杨市长，他没应。我伸手推了推他，他还是没应。我摸他的手，是凉的。我跑到走廊里喊人，喊得整层楼都听见了。后来救护车来了，医生看了一眼就说不用抢救了。”

    陈秘书停住了，眼眶发红，但没有掉眼泪。

    “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看见桌上那杯茶还在冒热气。人没了，茶还是热的。”

    杨小琳又找到父亲当年的司机，一个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的老人。

    老人住在城郊一个老旧小区里，楼道里没有灯，她摸索着上了三楼。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说她是杨市长的女儿，愣了一下，回头喊：”老赵，有人找。”

    老赵正在客厅看电视，见杨小琳进来，关了电视，搓着手站起来，不知道该往哪儿坐。

    “杨市长的女儿？像，真像，眉眼像。”他反复说着，给她倒了杯茶，茶叶是陈的，水面上漂着一层碎末，”杨市长坐我的车，跑了凉坝市每一个工业园区。每到一处都亲自下车看厂房、问设备、和工人聊天。有一天跑了三个县，回到市区已经是深夜，杨市长在车上睡着了。我把车停在市政府楼下，不忍心叫醒。杨市长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明天早上八点，去城东那个新厂’。”

    老赵端着茶杯，没有喝。

    “他太累了。我开了几十年车，没见过哪个领导像他那样拼命。有时候晚上送他回宿舍，他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就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我劝他少跑点，他说不行，凉坝的经济等不起。”

    老赵顿了顿，忽然抬起头看着她，目光里有种她没预料到的东西。

    “他总说一句话——‘我是从青云州下来的，不能让人看不起凉坝。’”

    杨小琳在凉坝待了两天，把能找的人都找了，能看的地方都看了。

    她心里那个模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父亲在凉坝确实不是被贬谪，他确实得到了重用，他引进的工业项目还在运转，他盘活的那家国企还在盈利，他即将到手的市长任命书还锁在组织部的档案柜里。便签上写的”能力突出，具备主政一方的潜力”——凉坝市委的提拔审批表印证了这一点；便签上写的”主持经济工作，为后续进一步使用积累经验”——他引进的那些工业项目、盘活的那家国企印证了这一点。

    但便签上没有写另一件事：他是在寄出举报信之后被调走的。

    这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王一凡从来没有解释过。

    她给王剑飞打了个电话，把凉坝之行的发现告诉了他，让他帮忙约王一凡。王剑飞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确定要当面问他？”

    “确定。”

    “如果他承认了，你打算怎么办？”

    杨小琳看着车窗外凉坝市的街景，一家五金店门口坐着几个打扑克的人，一个小孩举着棉花糖从窗前跑过。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必须知道他说什么。”

    王剑飞说他会通过郭怀仁转达——就说杨小琳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些东西，有些问题想请教伯父。

    约见安排在周六下午，州政协王一凡的办公室。

    杨小琳到的时候，王一凡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批阅文件。

    办公室很大，朝南的窗户正对着青云山，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见杨小琳进来，摘下老花镜，脸上露出她从小看到大的笑容。

    “小琳来了。坐，坐。”

    他指了指沙发，又亲自给她倒了杯茶。动作不紧不慢，茶壶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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