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不再心存侥幸。我要主动去找，去厂里问、去巷口找、去录像厅蹲守、去每一条他走过的街巷打听，哪怕把整个樟木头翻个底朝天，我也要把阿强找出来。

    我不信，那个守信、踏实、孝顺、温柔、善良的阿强，会就这样一声不吭、不负责任、毫无痕迹地消失。

    第四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稀薄的薄雾笼罩着整座小镇，街巷里还残留着深夜的寂静与微凉。天色灰蒙，晨光微弱，只有零星的摊贩早早起身出摊，生火起灶，袅袅烟火刺破清晨的沉寂，一点点唤醒沉睡的小镇。

    我早早翻身起床，洗漱完毕，连一口早饭都没吃，揣着满心的急切、不安与执拗，快步奔向厂区办公楼。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问出线索，必须找到他的下落。

    五金厂的办公楼是一栋老式的两层红砖小楼，墙面常年风吹日晒，早已斑驳褪色、布满污渍，墙根的青苔层层叠叠、郁郁葱葱，楼梯扶手锈迹斑斑、松动老化，踩上去微微晃动，发出吱呀的老旧声响，透着岁月的沧桑与破败。

    九十年代的工厂办公楼，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没有舒适的环境，一切都简陋粗糙、朴素陈旧，却牢牢掌控着上百个外来务工者的生计与来去，主宰着我们最基本的生存。

    一楼的主管办公室房门敞开着，屋内陈设简单到极致，一眼就能望到底。一张老旧的木质办公桌，漆面脱落、布满划痕；一把掉漆的木椅，摇晃松动；墙角立着一个破旧的铁皮文件柜，柜身锈迹斑斑，柜门贴着泛黄发脆的厂区规章制度，字迹模糊不清。

    屋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以外的任何纳凉设备，天花板中央固定着一台老旧的铁叶吊扇，扇叶积着厚厚的灰尘，慢悠悠、吱呀作响地转动着，吹得墙上张贴的纸质规章制度哗哗作响，纸张边角卷起、斑驳陈旧，尽显破败。

    主管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守着这家工厂十几年，日日与外来务工者打交道，见惯了工人的来来去去、走走停停、聚聚散散。常年的重复与琐碎，早已磨平了他的耐心，磨淡了他的共情，心性变得麻木、淡漠、冰冷，对所有工人的来去，都早已习以为常、无动于衷。

    此刻他正端坐在办公桌后，低着头，手指熟练、飞快地拨动着一把老旧的木算盘，噼啪、噼啪的算珠碰撞声，单调清脆、循环往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不停回响，是他每日结算工资、核对账目最熟悉的背景音。

    办公桌的左上角，摆着一个大号搪瓷茶缸，缸身厚重结实，外壁积着层层叠叠的深褐色茶渍，几乎完全盖住了原本的瓷白底色，尽显岁月沉淀。茶缸里泡着浓茶，茶水浓得发黑，热气袅袅升腾，苦涩的茶香弥漫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混杂着灰尘与老旧木头的味道，沉闷又压抑。

    桌面上散落着几本泛黄的账本、几张零散的单据、一支老旧的钢笔，杂乱却规整，每一处痕迹，都是日复一日机械重复、枯燥乏味的工作印记。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底翻涌的慌乱、急切与不安，抬手轻轻敲了敲门框，声音带着早起的干涩与难以掩饰的焦灼。

    “主管。”

    主管头也没抬，依旧低头飞快拨着算盘，指尖翻飞、动作娴熟，语气平淡敷衍：“有事就说，别站着磨蹭。”

    我攥紧衣角，指尖微微泛白，手心沁出一层薄薄的冷汗，快步上前，语气急促又恳切地问道：“主管，我找阿强，就是咱们车间二班的张强，他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宿舍的东西全都原封不动摆在那里，人彻底不见了，您知道他去哪了吗？”

    听见“阿强”两个字，主管才缓缓停下手里的算盘动作，慢悠悠抬起眼皮，抬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副老旧磨损的老花镜。他的目光淡淡扫了我一眼，眼底满是被打扰的不耐与漠然，没有半分关切。

    “阿强？”他语气慵懒、漫不经心，带着十足的随意，“三天前就没来打卡上班了，我还以为他自己悄悄辞工走人了。”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见怪不怪的淡漠，像是在诉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们这些外来务工的，流动性本来就大得离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打招呼、不办手续、私自离岗跑路的，每个月都有一大堆，我哪有功夫一个个去追问缘由、核实去向？”

    “他不会跑路的！”我瞬间急了，情绪彻底失控，声音陡然拔高几分，带着强烈的辩解、不甘与委屈，眼眶瞬间泛红发热。

    “他绝对不会私自走的！”我死死盯着主管，急切地细数着所有佐证，“他这个月辛辛苦苦干了一整月，工资还一分没领，财务室门口还贴着他的名字！他老家母亲重病卧床，常年吃药，每个月全靠他这份工资买药治病、维持生计，他把这笔钱看得比命还重，怎么可能丢下血汗工资、丢下生病的母亲，一声不吭就跑路？”

    我满心期盼着主管能动容、能重视、能认真回想、能给出一丝线索，可我在他眼底看到的，只有麻木、敷衍、无所谓。

    主管轻轻放下手里的算盘，身体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抬眼淡淡瞥了我一眼，语气冰冷又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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