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按深圳的模式来——我们出设备出技术，他们出地出人，产品由我们包销。利润分账，他们拿四成，我们拿六成。”

    高晋第二天又去了广州，这次直接跟两家厂摊了牌。

    老周听完条件，沉默了半天。他蹲在车间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高晋没有催他，坐在旁边等着。老周抽到第三根的时候，忽然开口了：“我不是嫌分成少。我是怕厂子的性质变了，工人心里不踏实。这厂子从公私合营那会儿就有了，几十年的老厂，工人都是把自己当主人的。你进来换设备，人还是原来的人，地还是原来的地，但活儿怎么干、钱怎么分，全变了。工人能接受吗？”

    高晋跟他说：“厂子还是国营的，牌子不换，工人身份不变。我们只是把设备换进来，把产品卖出去。赚了钱，厂里留四成，你们发工资、发奖金，我们不管。亏了钱，设备我们拉走，你们不担风险。另外，设备进来之后，厂里的老师傅得跟着学。不能我们的人一走，设备就趴窝。我们从香港派老师傅过来驻厂，手把手教。教会了，我们的人撤走，设备归你们管。”

    老周又问了一句：“那食堂和后勤呢？现在厂里食堂是总务科管的，工人吃饭不要钱。你们进来之后，这个能不能不变？”

    “食堂不变。工资也不变。我们额外发奖金，干得好的多得，干得差的少得。但底薪不动，铁饭碗还在。”

    老周把烟头往地上一摁，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行。但有一条——设备进来之后，厂里的老师傅得跟你们的人一起装。不能你们装好了再让他们学，那就晚了。”

    “这个自然。一起装，一起调，一起试。”

    电子厂那边更好谈。李厂长本来就年轻，脑子活，一听有荷兰的生产线，当场就拉着高晋去看了厂房，指着东边一块空地说：“这块地我早就想扩了，一直没钱。你们要是把设备弄进来，我这边就能扩两条线。工人不够可以招，厂房不够可以盖，但设备必须得好。”

    高晋问：“厂里的老师傅有多少？”

    “电子这块有五个老师傅，干了十几年了，手艺没得说。就是设备拖了后腿，换了好机器，他们能带出二十个徒弟来。”

    三方谈了一个星期，合同签了。顾长根从保税仓调了一批英国的二手织布机运到针织厂，又从荷兰调了两条电子元器件生产线运到电子厂。设备从香港过口岸，走黄埔港报关，一路用卡车拉到厂区。卸货那天，针织厂的老周站在卡车旁边，看着工人把织布机一台一台搬下来，伸手摸了摸新机器的铁壳子，回头跟旁边的副厂长说了一句：“这东西比我们厂里那批老古董强了不止一代。”副厂长伸手摇了一下机器的转轮，轮子转起来又轻又稳，几乎没有声音，副厂长愣了一下：“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安静？”

    高晋在旁边笑着开了口：“好机器都安静。你们那几台老机器响得跟拖拉机似的，其实是轴承磨得差不多了，快散架了。”

    设备装好之后，白玲从香港带了八个老师傅过来驻厂。针织厂这边四个，电子厂那边四个。老师傅到了厂里，先把设备调试了一遍，然后手把手教工人操作。

    针织厂的老师傅姓陈，在香港的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调机器是一把好手。他带着几个广州工人拆了一台旧织布机，把零件一个一个认了一遍，再装回去，装完了让工人自己动手拆一遍。拆装练了三天，工人摸熟了机器的脾气，才开始正式上机操作。

    第一天正式开机，织出来的布还是断线。陈师傅蹲在机器旁边听了半天，把张力器调了半圈，又试了一卷布，还是断。再调，再试。调到第三天，终于出了一卷完整的布。陈师傅把那卷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递给老周：“你摸摸这个手感，跟你们以前织的比一比。”

    老周摸了摸，半天没说话，最后憋出一句：“比我们以前的好两档。”

    电子厂那边更费劲。荷兰的生产线是全自动的，工人只要会按开关、会看仪表就行。但广州的工人之前用的都是半自动设备，一看全自动的机器，心里发怵，不敢碰。老师傅姓吴，脾气好，一个一个教，教完了让工人自己试。试坏了他修，修好了再试。

    有个年轻工人叫阿明，第一次上手就把温度调错了，烧了一块板子。吴师傅没有骂他，把烧坏的板子拿过来看了看，指着上面的焊点说：“你看，这里的锡没化开，是因为温度太低。你调高了，又烧糊了。温度就在这两个点之间，你慢慢试，试几次就知道了。”阿明试了十几回，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温度，焊出来的板子又光又亮，他拿给吴师傅看，吴师傅点了点头：“行了，出师了。”

    试了半个月，工人慢慢摸透了，产量开始往上走。针织厂的月产量从八千件涨到了两万四千件，电子厂的虚焊率从三成降到了百分之五。

    第一批成品出来的时候，白玲从香港请了质检员过来。针织厂这边查了三天，质检员在报告上写了两个字：合格。电子厂那边查了两天，报告上写了三个字：优等品。

    老周拿着质检报告，手都在抖。他当了三十年厂长，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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