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宗教与迷信色彩，将其完完全全地转变成了负责军队底层思想建设的基石。

    比如，他倾尽整个荆襄之力去砸出来的初步工业化雏形，以及不计成本疯狂迭代的武器装备。

    再比如，他在荆南和江北两地，因地制宜搞出的那些土地改革--无论是荆南强行推行的“清丈土地、摊丁入亩”，还是在谷城试点的“三年免税、开荒授田、包产到户”。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顾怀心里其实也是没底的。

    但他俨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算自己在传统的治政手段上一塌糊涂，就算自己在权谋斗争中输给了那些上位者。

    但只要有这几件事在底下兜底！

    就能永远保证，荆襄这个政权，在政治色彩上，与以往任何一次只知道杀戮和破坏的农民起义势力，是截然不同的！

    他在这里播下了火种。

    无论他顾怀最后的结果如何，是横扫天下建立新的秩序，还是兵败身死化为黄土。

    他总归，还是把这些超越了时代的东西，真真切切地带到了这个世上。

    只是，这样一来，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

    这些后世的理念、这些超越时代的规划，除了他自己，旁人根本就不懂！

    那些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文官不懂，那些只知道战场冲杀的武将也不懂，就连被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李易等人，很多时候也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既然不懂，那就无法替他分担这些关键的规划与决断，顾怀也就只能事必躬亲起来。

    每一道涉及到这些核心理念的政令，他都必须亲自推敲；每一个工业区遇到的技术瓶颈，他都得亲自去翻阅脑海中的记忆，给出指导；每一次军队思想建设的纲领，他都得亲自过目。

    只要他稍微偷懒个一两天，这堆起来需要他亲自定夺的折子，就能比他人还要高。

    桌案后的顾怀将批阅完的一份关于荆南今年春耕的折子扔到一旁，有些自嘲地摇了摇头。

    若是换了这世上大多数人的视角来看，他顾怀现在做的这一切，实在是有些没苦硬吃。

    毕竟，回首这一年多的历程，前前后后，他起码有过两次机会，能够彻底建立起一套迎合这个时代规矩与内核的官僚系统。

    将自己从这案牍之劳中彻底解放出来，安心地去做一个高高在上的上位者。

    第一次，是朝廷的招安旨意下达到襄阳的时候。

    如果当时，他选择老老实实地窝在襄阳，接受朝廷的封赏。

    甚至于，彻底抛弃掉反贼的身份，全心全意地倒向朝廷，去帮着长安城里那些人做事、剿匪、平叛，说不定早就凭着功绩，走入了长安的朝堂。

    能否封侯拜相，位极人臣...也犹未可知。

    反正总不需要他辛辛苦苦地从头建立起一个势力就是了。

    有大乾王朝两百年的底蕴可以作为底气，有一套腐朽但也严密的文官武将体系，拿来就用。

    他顶多也就是在这个体系上，修修补补，这里改一点，那里动一刀，说不定，真就能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中兴大乾，青史留名。

    但他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

    可能是穿过来就是流民的经历，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大乾王朝在他心中已经烂到了骨子里，任何的修修补补，都只是在延缓它的倒塌，根本无法改变它吸食百姓血肉的本质。

    跟着大乾混，去缝缝补补，到头来只是成为了那些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而已，或许到了那时他还能记得几分初心，想要进行改革，但阻力说不定比他自己从头开始，砸碎一切走一条新路，还要来得更大些。

    所以，当初的他选择了毅然决然出兵荆南，用刀剑和朝廷彻底撕破了脸皮，走上了这条乱世争霸之路。

    而第二次机会。

    则是在汉水之战落幕，荆襄平定之后。

    那时候的他为了用最快的时间消化掉战果，为了在愈演愈烈的乱世中稳住荆襄的局面。

    他选择了妥协。

    他捏着鼻子，与那些投降过来的大乾旧日文官、与那些在刀锋下伏低做小的地方大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默契。

    那次妥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荆襄势力身上残存的赤眉色彩被很快抹去，他顾怀，也成功地借着朝廷捏着鼻子颁的圣旨，以大乾荆州牧的身份，成功洗白。

    从一个妄想把天捅个窟窿，令人不齿的反贼头子，变成了一方名正言顺、坐镇荆襄的割据诸侯。

    文官们，开始心安理得地为他做事，替他梳理繁杂的政务；各地的读书人也开始纷纷投效，填补着基层的空缺；地方的百姓，再不用担心被战火波及，加上《恤民令》的推行，更是让百姓迅速地接受了他的统治，开始安居乐业。

    也就是说，只要那个时候，顾怀老老实实地将这种政治风格保持下去。

    不去触碰那些官僚体系内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去过分逼迫那些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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