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十几万亩，每年少交的赋税，数以万两计。

    他写了奏疏，准备上报朝廷。

    奏疏还没发出去，当天晚上，吴县申家的管家就来了。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精瘦老头，穿着一件半新的绸袍，笑容可掬，态度恭谨，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大户人家管事特有的体面和从容。

    “林大人，”管家笑眯眯地说，“我家老爷说了，大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请大人笑纳。”

    那车礼物被抬进了知府衙门的后院。他看了一眼——上等丝绸二十匹，官窑瓷器十件，金银酒器一套，还有一封银票，上面写着“一千两”。

    他没有收，让人原样抬了回去。

    第二天，他的师爷告诉他，苏州府衙的账目被人翻过了。

    第五天，他的书吏告诉他，下面几个县的县令联名上书，说他“为政苛急，不体民情”。

    第七天，他在街上被人扔了臭鸡蛋。

    他从轿子里出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腥臭的蛋液，站在街边，看着那些围观的人群，那些人有的低头不敢看他，有的幸灾乐祸地笑，有的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开。

    他站在那里，冷风吹过他湿漉漉的官服，他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孤立无援”。

    第十天，他收到了朝中某位大人物的信。

    信是吏部某位侍郎写的，写得很客气——“苏州乃赋税重地，林大人初掌大郡，宜以安抚为先。赋税之事，不可操之过急。苏州士绅，皆朝廷肱骨之臣的家族，宜善待之。望林大人三思。”

    信没有署名，但信封上的字迹他认识。

    从那以后，林遂就不敢动了。

    他知道，那些士绅不是在吓唬他，是真的能做到。

    他们在朝中有人，在地方有势，在民间有声望。

    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在那些世家大族面前，什么都不是。

    他以为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不惹事，不生事，就能安安稳稳地熬过这一任，然后找个机会调走。

    他对得起朝廷给他的俸禄，对得起百姓喊他一声“青天大老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以为这样就能全身而退。

    但皇帝的大朝会，把他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林遂睁开眼睛，目光落在书案上那份邸报上。

    邸报的纸张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边角微微翘起，像是一朵被揉皱的花。

    他伸出手，将褶皱抚平，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

    “催缴拖欠赋税，限期三个月。逾一日，当地县令杖十。逾三日，杖三十。逾七日，杖五十。逾十日——去职，永不录用。”

    他的呼吸停了一瞬，三个月，从正月初十到四月十一，一百天不到的时间。

    苏州拖欠的赋税，有多少？

    他不知道，也不敢查。

    不是查不到，是不敢面对。

    他隐隐约约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字——十几万两，还是几十万两？

    他不敢想，三年多的积欠，加上历朝历代滚下来的旧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吓人。

    他只知道一件事——三个月内，他要把那些拖欠的赋税全部收上来。

    收不上来，他要挨板子。

    杖十、杖三十、杖五十——他这把年纪，五十板子下去，不死也要残。

    何况他堂堂四品知府，被按在地上打板子，那张脸往哪儿搁？

    何况打完了板子还要丢官，丢了官还要被永不录用。

    可他收得上吗？

    那些士绅——申、王、陆、顾四家，会乖乖地把银子交出来吗？

    不会。他们只会像以前一样，用各种手段拖延、推诿、抗拒，甚至反扑。

    申家会送礼，王家会写信，陆家会请托，顾家会煽动。

    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让他知难而退，让他乖乖地缩回去，继续做那个“安分守己”的知府。

    但这一次，他不能退了。

    因为他身后，不是那些朝中大员的信，是皇帝的刀。

    那把刀，已经砍了一万二千多颗人头，连太后的亲弟弟都没有放过。

    他林遂算什么东西？也配让皇帝手下留情？

    林遂又闭上了眼睛。

    签押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炭盆里炭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和他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他坐了很久，久到炭盆里的炭火烧尽了一层，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了昏黄，久到他的腿都麻了。

    然后他睁开眼睛，喊了一声。

    “来人。”

    门外的值守衙役推门进来，躬身行礼。

    衙役穿着一件青色的棉袄，腰里系着皮带，脚上穿着布靴，面容憨厚，三十出头的样子，跟了林遂几年了。

    “去，把师爷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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