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二月

    资源委员会的补贴方案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删掉了所有模棱两可的措辞，只留三个档次，大型厂补助百分之三十，中型厂百分之二十，小型厂百分之十。

    运输船由海军调拨，燃料由兵工署承担。

    后方的工业区顾长柏亲自圈了三个地方：重庆、宜昌、成都，每个地方设一个办事处，专门对接内迁工厂的土地、电力、工人安置。

    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必须给他们全部定死，一旦留下一点空间，他们就会互相推诿，到时候进度根本无法推进，必须下死命令。

    与此同时，南京城里另一件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kmt五届三中全会。

    这是~~事变之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所有人都盯着看，看蒋校长怎么处理跟CC的关系，看国民党下一步到底往哪走。顾长柏不是中央委员，甚至都不是kmt，没有参会资格，但他从侍从室的朋友那里拿到了会议文件的草稿。

    最敏感的那份文件，标题叫《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

    顾长柏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嘴角动了动。根绝赤祸。

    他翻到正文，仔细读了一遍。文件里没有出现“停止剿~”这四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它说的是：十年来的剿~军事行动，已经达到了“预期效果”；今后的方针，是在“取消~军、取消～维埃、服从三民主义与国民政府”的条件下，用政治方式解决～～党问题。

    顾长柏把文件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忽然觉得这份文件写得真是巧妙。

    它既没有公开承认CC的合法地位，也没有宣布kmt//CC合作，甚至连“停止军事行动”这句话都是绕着弯说的。但它实质上的转向是明摆着的,大规模军事围剿结束了，接下来的仗要在谈判桌上打。

    他想起几个月前在西安，张少帅问他“我这一步棋是不是下错了”。现在他有了更清晰的答案：这一棋没下错，但棋局还远没有结束。

    全会宣言的对外部分，蒋校长亲自定调。

    顾长柏在内部通报里看到了那句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这话像是说给两个人听的。

    日本人听：我还在忍，但别逼我。

    说给国内老百姓听：我还在谈，但别骂我。

    真正的博弈不在会场上，在西安、杭州、庐山之间那些秘密的谈判室里。

    二月中旬开始，主任跟南京方面的顾祝同、张冲等人，在西安展开了第一轮正式接触。顾长柏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他是军委会的核心成员，每一轮谈判的纪要都会送到他案头。

    第一轮谈的是最基础的框架问题。南京方面的条件写得很清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人数限制在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总兵力不超过四万五千人；改编后的人事任免权归军委会，各级指挥官由军委会委派；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中央派任长官，CC可以推荐副职。

    CC那边的条件同样清楚：~军可以改编，但必须保持独立指挥系统，不能打散分割；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由CC推荐，中央委任，不能让南京派人来架空；改编后的部队要有完整的建制，不能今天调一个团走，明天调一个营走。

    顾长柏看着双方的条件，觉得两边人互相博弈着，矛盾的地方太多了。

    谈判就这样僵住了。

    三月初，主任从西安转赴杭州，跟蒋校长本人见面。这是西安之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气氛据说比想象中缓和。

    蒋校长的态度比文件上写的要松动一些，他口头承认“边区可以保持现状”，但对指挥权的问题不松口，改编后的～军必须服从军委会统一调度，这一点没得谈。

    主任没有当场答应，也没有当场翻脸，他跟随行的人说了：“路还长。”

    四月、五月，谈判在几个地方来回穿梭。有时候在西安，有时候在杭州，有时候在南京。顾长柏有时会在军委会的走廊里碰到南京方面的谈判代表，问一句“谈得怎么样”。

    对方总是摇头，说“老问题，还那样”。

    到六月初，庐山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达成了口头意向。

    改编后的番号、军饷标准、驻地范围。但最关键的两条始终悬着：指挥权归谁，边区政府谁说了算。南京要“收编”，CC要“独立”，两条线并不到一处去。

    日本人的军舰正在长江口游弋，关东军的参谋们正在地图上画箭头，华北驻屯军的夜间演习越来越频繁。这些谈判桌上的人，知不知道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走？

    六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顾长柏从参谋本部出来，路过行政院门口，正好碰到资源委员会的一位处长。他随口问了一句：“工厂内迁的事，现在什么进度？”

    那位处长停下来，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总长，说实话，不太乐观。上海那边愿意搬的，还是那几家。大部分厂主还在观望。吴铁城市长那边，态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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