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剿总成立那天，西安城里正在下雨，一副不祥之兆。

    张少帅站在司令部门口，望着檐下成串的水帘，发了很久的呆。这次他来西安就任，也算是熟门熟路，他一路从沈阳，到北平天津，到武汉，如今又来到了西安，这几年，他换了太多地方。

    只是身份变了，从东北保安司令变成了“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校长，他代行职权。

    东北军这回是真的被拆散了用，像被摊在陕甘大地上的烙饼，薄薄一层。

    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们打～军，～军打你们，谁也别闲着。

    张少帅起初还抱着一丝幻想，觉得自己把事办好，蒋校长就能兑现承诺，带着他打回东北去。

    刘鼎后来回忆，张少帅那时常说：“我把这边的事平了，委座就能让我回去。”可他说这话时，底气已经不大足了。

    十月初，东北军几个师陆续开进陕北。天气已经凉了，士兵们还穿着单衣。

    队伍从关中往北走，越走越荒。塬上风大，砂砾打在脸上生疼。

    有人唱起东北小调，唱着唱着就没了声。

    军官们嘴里不说什么，心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放着东北的日本人不管，跑到这黄土高坡来打中国人，图的什么？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败仗。

    先是劳山。东北军一个师冒进，被红军几支部队合围，几乎全折进去。

    败报还没念完，榆林桥又出事了。高福源的那个团被红军围在桥头，打了一天一夜，高福源被俘，团部整个陷落。

    两仗下来，东北军伤了元气。更要命的是士气。士兵们开始嚷嚷：“跟～军打，死了白死。有本事把我们调回东北，跟日本人拼去！”

    这种情绪在连队里传得飞快，有些下级军官跟着骂，连营长也不拦。

    消息传到南京，蒋校长自然坐不住，可顾长柏却没有半点意外。他给张少帅发电，只写了八个字：“保存实力，勿轻进取。”

    张少帅回电说：“我恨不得把部队全拉出陕北。”

    顾长柏再回：“你是总司令，命令是你下的，仗也是你打的。打不赢，不是你的错；把老本全打进去，就是你的错了。”

    张少帅把那封电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最后一拳砸在桌角。

    与陕北的风雪相比，南京城这个秋天倒是热闹。

    顾长柏借着“京沪杭核心防御”的名目，把新一军的大部、36师、87师、88师、教导总队以及炮兵第一旅、炮九团、炮十团、炮十四团等部队聚在南京周边，再加上一百五十架飞机、部分海军和三个工兵团，总兵力十二万人上下。

    有人问他：“南京周围摆这么多兵，是打日本人还是吓唬自己人？”

    顾长柏说：“既不吓谁，也不打谁，就是练。等日军真来了，这些部队要能一个命令拉出去迎战，不用临时抱佛脚。”

    也是十月十九日，中央～军到了陕北吴起镇。

    十一月初，法币改革终于落地。财政部宣布白银国有，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法币为唯一法偿货币。

    市面上的银元生意一夜变天。上海租界、天津租界里，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都在看笑话。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南京、上海两头跑，每天跟银行家、洋大班磨嘴皮子。

    各行省反应不一：广东陈济棠阳奉阴违，广西李综人干脆顶着不办，他是最积极抵抗中央的势力，云南龙云回了封模棱两可的电报，东北军控制下的陕甘则勉强执行。

    民间更乱，乡里人攥着银元不撒手，觉得一叠花花绿绿的纸哪里比得上响当当的袁大头。各种套利倒银的生意在地下疯长，连汉阳兵工厂门口的烟纸店都开始收“白钱”。

    顾长柏对法币改革的态度很复杂。他知道非改不可，中国的银本位早就病入膏肓。

    …………………………………

    京杭大演习即将开始。

    演习剧本发到顾长柏桌上时，他翻了几页就笑了。

    唐生智和参谋本部设计的方案中规中矩，东军沿着京杭国道从太湖方向往南京推，沿途还有空军支援，扮演日军；西军依托苏南丘陵和河网逐次阻击，最后在溧水、天王寺一带组织“决定性防御”。整个设计思路倒也合理，用复杂地形抵消机械化优势，诱敌深入后再反击。

    顾长柏把预案合上，对刘尧宸说：“唐总监这份剧本，写得倒像那么回事。可有个问题。”

    刘尧宸问：“什么问题？”

    顾长柏说：“日本人不会按照他的戏本子走位。他让人家从宜兴往西打，人家就非得走这条路？真打起来，日军的主力才不会沿着一条公路跟你磨。南京的退路在哪？在芜湖，在当涂，在浦口。日本人只要从广德、宣城那边绕过来，把芜湖和当涂一掐，南京就只剩下一条江。到那时候，城里的兵连跑都没处跑。”

    他叫来副官，让把新一军师长们叫到作战室。等几人到齐，他往地图前一站，直接点了几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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