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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这边，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一备战。

    东京一家啤酒馆的二楼，几个皇道派青年军官喝得面红耳赤。

    矮桌上堆满空酒瓶，墙上挂着“至诚通天”的条幅。一个少佐把军刀往榻榻米上一拍，咬着牙说：“永田那帮人，满嘴什么‘逐步蚕食’，‘先消化满洲’，全他妈是胆小鬼的借口！支那算什么？一场洪水就淹掉半个省，南京那些当官的只顾往自己兜里揣银子。我们不趁机打过去，等他们修好堤、喘过气来再动手吗？”

    旁边的大尉接口道：“签了协定回来有什么用？靠一张纸就想要华北？华北是要用刺刀去拿的！关东军的后辈们已经把刀架在支那人脖子上了，东京却让他们停。天皇帝国的国运，就耽搁在这些文官和守财奴手里！”

    另一个中尉猛拍桌子，声音里全是愤恨：“苏联又怎样？统制派一听苏联就吓得要死。越怕他，他越敢动。我们皇军从日俄战争起就没怕过俄国人。如今满洲到手，正是挥师北上、一雪前耻的时候。他们可倒好，天天算着家底，算来算去连关东军往前多走一步都要电报请示。这仗还没打，气先被他们磨光了。”

    少佐仰头灌下一杯冷酒，目光阴狠：“所以永田必须死。挡我们路的人，都得死。等把这些穿着军装的官僚清干净，帝国才有真正的未来。”

    窗外电闪雷鸣，屋里再没人说话，只有刀鞘磕在地板上的闷响，一声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