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南京搞了“民国第一次正规大授衔”。

    事情得从头说。

    北伐打完之后，军衔这东西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已经烂了。

    各地军阀想怎么授就怎么授，军长给自己授上将，师长给自己授中将，甚至连个县里拉几百人马的民团团长，都敢挂少将领章。

    于是闹出“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的笑话。

    到1934年时，全国挂着上将军衔的足有八十多个，蒋校长自己都看不下去，曾在日记里抱怨：国军战斗力弱，将官却多得数不清。

    南京的解决办法是先立法，再铨叙。1934年成立铨叙厅，次年颁布《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搞了一套三等九级的军衔体系，把将官分成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五层。

    最上面那个特级上将全中国只有一个，自然是蒋校长自己。

    一级上将九个名额，加一个海军上将，二级上将二十个，以下校官尉官统统重新核定。

    这一套军衔制度最绝的一招，是“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分开。

    铨叙军衔才是真金白银的正式官阶，由南京铨叙厅按学历、资历、战功、现职四项标准严格审核，一旦授予终身保留，待遇也都跟着这个走。

    而职务军衔则是临时性的，你当了军长就可以戴中将肩章，卸任之后自动作废。很多黄埔青年军官，职务军衔比正式军衔高好几级，为的是方便指挥，却不算真正熬到了那个位置。

    这项政策此时带来了无限便利，仿佛既保证了严肃性，又不失灵活。可是在未来，它将带来无限的麻烦。

    1935年4月，首批授衔名单公布。一级上将一共十个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顾长柏、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再加上海军的陈绍宽。

    顾祝同、刘峙、蒋鼎文这些蒋校长的嫡系，反而只得了二级上将，因为他们资历不够，而且手头的实力不够。

    何应钦的地位在黄埔系中还是不可替代的，顾长柏靠战功也杀出重围。不少人私下说：“这一级上将，不是论战功，是论山头。”事实也确实如此。

    除了顾长柏、何应钦，剩下的几个一级上将，不是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旧军阀，就是张学良李宗仁陈济棠这样的地方实力派。

    蒋校长用十个名额，把全国最大的几个山头给“定”了下来。

    二级上将二十个名额同样精打细算。刘湘、龙云、白崇禧、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徐永昌、于学忠、何键、万福麟、商震这些人，全是各地诸侯或者是大山头的重要角色。

    陈调元、何成浚、朱绍良、刘尧宸、刘峙、刘镇华、顾祝同、蒋鼎文这些依附中央的将领。

    南京用一纸委任状，既给了他们面子，也划定了他们的天花板。

    所有需要晋升的中将，只有前面的一二级上将去世或者退役，才可以利用空余的名额，进行递补。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一大堆中将等待着递补，后面又出了个特殊军衔，中将加上将衔，可以理解为，中将和上将之间。

    中将一级首批授了八十九人，像陈诚、薛岳、张治中、卫立煌这些中央军的骨干都在其中。

    黄埔一期里只有胡宗南和李延年两人被授中将，其他人只能等下一批。这样做的用意也非常明显：资历要够，战功要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着会打仗就一飞冲天。

    尤其是杂牌军的师长旅长们，想升官，得先经过南京这一关。

    对于西南的那些“土皇帝”来说，这场授衔不啻于一道紧箍咒。过去刘湘在四川想给谁升官就给谁升官，龙云在云南把少将中将的军衔当糖豆撒。

    现在铨叙权收归中央，地方军阀再也不能随便给部下封将官，只能报请南京审批。

    这就等于把人事权一点点从他们手里剥了出来。刘湘当时最在意的不是自己得了二级上将，而是他手下那帮川军将领的正式军衔，要由南京来定。

    只要这一步让出来，后面的整编、调兵、换将就容易多了。

    蒋校长正是这么打算的。

    借着统一授衔的时机，他一面承认各路诸侯的军事地位，一面把授衔权牢牢抓在手里。

    尤其是刘湘和龙云，授二级上将，看似公平，其实暗藏玄机：你们再厉害，也永远高不过南京。

    等日后川军滇军开始陆续换装整编，蒋的中央军就会慢慢渗透进去，直到把西南的山头一个个削平。

    顾长柏当时对这些看得很清楚。他带着新一军进重庆，表面上是“协助整训”，实则也是让川军看看未来。部队的军衔、装具、待遇，全部和中央军看齐；在南京第一次大授衔中，一批跟随他多年的将领也得到了正式铨叙。

    ……………………………

    授衔典礼结束后，南京的暮色刚刚压下来。

    顾长柏做东，在军官俱乐部订了一间僻静的包房，把几个相熟的将领都请了过来。顾祝同、刘尧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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