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笑了。“嗯。高兴。”

    春节。邱莹莹和母亲一起过年。欧阳育人除夕夜打來视频电话，背景是欧阳公馆的客厅，欧阳夫人在包饺子，欧阳正明在看春晚。欧阳育人举着手机，带着她看了一圈。“这是我妈，正在包饺子。这是我爸，正在看春晚。这是我家，正在等你来。”邱莹莹笑了。“我明天去。”欧阳育人说：“好。明天我去接你。”

    母亲在旁边听到，笑了。“你们俩，像小两口。”邱莹莹的脸红了。“妈，你说什么呢？”母亲笑了。“我说实话。”

    大年初一，邱莹莹去了欧阳公馆。欧阳夫人给她包了一个更大的红包，欧阳正明也给了。邱莹莹的口袋装不下了，欧阳育人给她找了个袋子。邱莹莹说：“我像不像一个收红包的机器？”欧阳育人说：“你像一个招财猫。”邱莹莹瞪了他一眼。“你才是招财猫。”欧阳育人笑了。“我是。你是招财猫的主人。”

    春节过后，邱莹莹和欧阳育人回了北京。大二的课程比大一更紧张，专业课更多了，作业更多了，考试更难了。邱莹莹在报社从实习记者升到了正式记者，每个月有固定的稿费了。她写了一篇关于北大贫困生的深度报道，采访了十几个学生，写了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持读书的故事。文章发出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学校领导看到了，说要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邱莹莹拿着那期报纸，看了很多遍。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不是因为她改变了什么，是因为她让那些被忽视的人被看到了。

    欧阳育人也在做有意义的事。他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学论文比赛，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论文，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城乡教育差距的成因和对策。论文进了决赛，他去上海参加了答辩，拿了二等奖。评委说：“这篇论文有温度。不是冷冰冰的模型，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欧阳育人回来跟邱莹莹说了这件事。邱莹莹说：“那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我感染了你。”欧阳育人看着她，笑了。“也许。”

    大二下学期，邱莹莹选修了一门课——《深度报道实务》。老师是业界有名的调查记者，拿过好几次新闻奖。第一堂课，老师问大家：“你们为什么想当记者？”有人说想揭露黑暗，有人说想传播真相，有人说想为弱者发声。邱莹莹说：“我想让那些被藏在黑暗里的真相见到光。”老师看着她，问：“你见过黑暗吗？”邱莹莹说：“见过。我在黑暗里待过两个月。所以我更知道光的重要。”老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你适合当记者。”

    那门课的最后一次作业，是每个人独立完成一篇深度报道。邱莹莹选了教育扶贫的题目，去了河北一个贫困县，采访了当地的老师、学生、家长、教育局官员。她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到了一个连手机信号都不稳定的山村。那里的学校只有三间教室，六个年级，两个老师，三十多个学生。教室的窗户是破的，冬天漏风，孩子们的手冻得像胡萝卜。但他们读书的声音很大，大得能盖过风。

    邱莹莹在那里待了三天。她睡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吃的是孩子们从家里带的咸菜和馒头。她采访了那个五十多岁的校长，他在这个学校教了三十年，每个月工资不到两千块。她问他：“你为什么不留下来？”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家。这些孩子，就像我的孩子。”她采访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父母在外地打工，她和爷爷奶奶住，每天走一个小时山路来上学。她问她：“你想考大学吗？”女孩说：“想。我想考北大。”邱莹莹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想起了自己，想起了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坚持发光的人。

    她回来之后，用两周时间写完了那篇报道。标题叫《山的另一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困境》。她写了那所学校的破旧教室，写了那位坚守三十年的老校长，写了那个梦想考北大的小女孩。她写了教育不公平的残酷现实，也写了那些在现实中依然不放弃希望的人。文章发出来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有人联系她，说要给那所学校捐款。有人在网上发起了众筹，给孩子们买冬衣和文具。那所学校的校长给她打电话，声音哽咽着说：“小邱，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被看到。”

    邱莹莹握着电话，哭了很久。她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要当记者。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成就感，是为了让那些被遗忘的人，被看到。是为了让那些被沉默的声音，被听到。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哪怕只是变好一点点。

    大二结束的时候，邱莹莹和欧阳育人一起回了福建。两人在欧阳公馆吃了饭，在自己的出租屋（邱莹莹已经退租了，但欧阳育人买下了那间十平米的屋子，作为他们的小窝）住了几天。窗台上的鸽巢还在，但已经破败了，树枝散落了一地。邱莹莹把那些树枝收起来，装在盒子里。她打算带回北京，放在宿舍的窗台上。那是她的起点，她不想忘记。

    大三，邱莹莹成了北大青年报社的主编。她带领团队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关于校园性骚扰，关于学术不端，关于后勤管理的问题。每一篇报道都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她收到了很多同学的感谢信，说她是“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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