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桌上的台灯压得很低，光晕刚好笼住面前那一小片桌面。四周全是暗的，文件柜的影子投在墙上，沉默得像几尊碑。

    他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铺开，看完，再一件一件收回去。已经看了一半，还剩一半。

    箱子不大，东西却挺多。

    黑白照片上的人站得笔直，笑得温柔，傅征看着照片，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钢笔，墨迹已经淡了——“远山、淑君，1956年于北京”。

    他把照片放在“待登记”那一摞的最上面，压了压边角。

    照片下面是图纸。一沓一沓的，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脆了，一碰就断。傅征换了一根新的，重新捆好，先在笔记本上记：图纸，约一百三十张，铅笔、钢笔、蓝图纸，尺寸不一。

    然后他翻开最上面那张。看不清。

    不是图纸模糊，是内容他看不懂。

    曲线、数字、箭头、标注，密密麻麻，像另一种语言。

    他看了几秒，翻过去，看第二张。

    还是看不懂。

    第三张，一样。

    他把图纸放在一边，拿起下面的东西——

    一本笔记本，封面磨损，边角卷起，翻开第一页。字迹工整，钢笔，蓝色墨水，右上角写着一行日期：1961年4月。

    不是高澜的字。

    高澜的字他见过，潦草，有劲，像刀子刻的。这个字迹端正、清秀，一笔一划都不敷衍。

    他往后翻了几页，在一段文字旁边看到了另一个人的笔迹——铅笔，很小，歪歪扭扭，像是小孩趴在桌上写的，只几个数字，抄的。

    旁边有个大大的红勾，打勾的人大概在夸她。

    傅征的笔尖顿住了。他的目光在那行歪歪扭扭的数字上停了几秒。没人教她，她自己学的。那时候她几岁？三岁？四岁？

    他翻回扉页，看了一眼那个名字——陈淑君。

    他合上笔记本，放在照片旁边，拿起笔，在登记本上写：陈淑君手稿，笔记本一册，1961年至……

    年份没写完，笔停了。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

    门被推开了。没敲门，直接推的。整个军区敢这么进他办公室的人不多，傅正红算一个。

    她端着一个搪瓷杯，杯里冒着热气，走进来，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东西，又看了一眼傅征的脸色，没说话，把搪瓷杯放在桌角，在对面坐下来。

    傅征睁开眼，没看她。

    “傅少校这是在暗自伤神吗？”傅正红开口，语气和平时一样平，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傅征没接话。

    但她知道他听见了，他不想谈这事。她也不急，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停了一下。

    “1956年。”她说，“这张照片我有印象，那年我刚进研究所。高远山和陈淑君从北京调过来，带着一箱图纸。那时候他们刚结婚。”

    这是他们在北京结婚时的纪念照。

    她放下杯子，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几秒，放回去。

    “高远山话少，跟承阙一个样。淑君爱笑，我们常说她笑起来真好看。她就说‘好看什么，也就是牙白’。”

    傅征的嘴角动了一下，很轻，但傅正红看见了。她不再说了。

    傅征坐直了，把那张图纸拿过来，推到她面前。

    “这个，帮我看一下。”傅正红接过去，只看了一眼，就把图纸放下。

    “28号任务的方案论证报告，这是高远山的草图原件，不是复写本。全所独一份。当年定方案的时候，争议很大，吵了三天。最后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她指了指图纸角落的一行数字。

    “这行，是他改的。原来的方案过不了热试验，他熬了三个通宵，算出来的。”

    她把图纸轻轻推回来。

    “没有这行数字，就没有后来的28号。”

    傅征低头看着那行数字，钢笔，蓝色墨水，写得很用力，纸背面都凸起来了。他沉默了几秒，把图纸翻过去，在背面找到了那个名字——高远山。

    他拿起笔，在登记本上写：高远山手稿，28号任务方案论证报告，草图原件，一页。

    写完，他把图纸放在“已登记”那一摞的最上面，和那张照片并排。

    傅正红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那个搪瓷杯，看着傅征一件一件地登记。

    她偶尔开口说一句，“这个是高远山的字”，“这个是淑君的实验记录”，“这批是28号任务工作进程报告，和一些日常的工作总结，只是后来他们牺牲了，项目停滞了。”

    她没说“可惜”，没说“如果”，只是在陈述当年的事实。

    傅征也不接话，她说什么他记什么，笔尖走得很快，字迹比平时工整。夜里十一点的时候，箱子里还剩最后几样东西。

    压在箱子最底下的——

    一张发黄的立功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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