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几声，那头接起来。

    “是我。”高澜说。

    傅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带着一点急切，“东西寄出来了？”

    “嗯，刚寄出去。”高澜顿了顿，“跟你说一声，我去一趟华丰厂。”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华丰厂？”傅征的声音绷紧了，“你去那里做什么？”

    “追尾款。”高澜的声音很平，“顺便看看，他们的机器到底修好了没有。”

    “你别去了。”傅征的声音沉下来，“等我过来，我跟你一起去。”

    高澜握着话筒，看着邮局窗外灰蒙蒙的天，远处的电线杆上蹲着几只麻雀，缩着脖子，像几个小灰球。

    “你来干什么？”

    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周正就够用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这次安静的时间更长。

    傅征握着话筒，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圈——周正就够用了。

    不是不用麻烦你，不是你别来，是周正就够用了。

    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

    他忽然想起父亲在书房里说的那句话——“你越是在乎什么，他们就越是对付什么。”

    她说的话，和父亲说的，竟然在同一个层面。只不过一个从防守的角度，一个从全局的角度。

    可她说得更冷静，更清醒，更不留余地。

    傅征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行，到了给我打电话。”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

    高澜“嗯”了一声，挂了。

    话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的，一下一下，像心跳。

    傅征站在窗前，手里还握着话筒，半天没放下。

    窗外训练场上有人在跑操，口号声模模糊糊的，隔着一层玻璃，像隔了一个世界。

    她不需要他。

    这个念头又冒出来了。

    不是委屈，不是自嘲，是一种很纯粹的、被事实反复碾压之后的平静。

    像一块石头，沉在河底，水从上面流过去，它不动。

    邮局里，高澜挂了电话，把话筒放好，转身往外走，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把那层清冷的轮廓勾得有些发白。

    她推开门，走进阳光里。

    周正的吉普车开到厂门口的时候，他那张脸笑得像开了花。

    四十二岁，中等个头，肩膀宽厚，常年在基层跑，皮肤晒得黝黑，一双手粗大有力，指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印。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半旧的汗衫，看着不像个站长，倒像个修了半辈子车的老师傅。

    车门一开，他跳下来，几步走到高澜面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高澜同志，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

    他的嗓门不小，带着一股子东北人特有的热乎劲儿，“那张名片我都递出去好几个月了，还以为你这辈子也不会找我呢。”

    高澜看着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周站长。”

    “别站长站长的，叫周叔就行。”他拉开副驾驶的门，手一挥，“上车。”

    高澜也不客气，拎着布包上了车。

    周正绕到驾驶座，发动车子，方向盘一打，吉普车稳稳地拐上了路。

    车里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吱吱呀呀地播着样板戏，周正跟着哼了两句，调子跑得厉害，他自己倒挺陶醉。

    高澜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往后退的白杨树，没说话，气氛却不尴尬。

    周正这个人，天生有种让人放松的本事。

    他不像有些领导，端着架子，说话拐弯抹角，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嗓门大，笑声响，像是把你当自家人。

    四十二岁的年纪，在县农机站干了十几年，从修理工一路干到站长，靠的不是关系，是真本事。

    他修过的拖拉机，比有些人吃过的盐还多。

    “周叔，”高澜忽然开口。

    周正一愣，随即笑得更开了，“哎，这就对了。”

    “华丰厂你熟吗？”

    周正的笑收了收，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华丰厂？省城那个？不算太熟，打过几次交道。怎么，他们欠你钱？”

    “尾款，拖了有一阵了。”

    周正点了点头，没接话。

    他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华丰厂前几年还行，省里排得上号的。这两年……”

    他顿了一下，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在指间转了转。

    “听说换了管事的人，路子就变了，以前做农机配件，质量过硬，现在什么都接，飞机零件、汽车配件，来者不拒。”

    高澜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飞机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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