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具体的数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

    “王主任。”我打断了他，“我想听实话。”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微微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

    王主任叹了口气。

    “根据你姐姐的情况，结合你目前的检查结果……大概还有一年左右。”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八千七百六十个小时。

    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

    这些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砰”的一声，碎成了粉末。

    “当然，这只是一个估算。”王主任补充道，“如果你保养得好，心态好，积极配合治疗，也许会更——”

    “更久？”我替他完成了这句话。

    “……对。”

    他说“对”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我知道他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他需要一个“对”字来维持一个医生的体面，来维持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十七岁女孩的善意谎言。

    “谢谢你，王主任。”我笑了一下。

    王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推门走了。

    他走之后，病房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母亲坐在床边，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上，拇指不停地搓着食指的关节——那是她焦虑时的小动作。父亲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耸动着，他在看窗外，但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堵灰色的墙。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把那句“大概还有一年左右”翻来覆去地嚼了很多遍，嚼到最后，那句话变成了一颗没有味道的口香糖，黏在舌尖上，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一年。

    一年能做什么？

    读三百六十五篇课文？看五十部电影？听一千首歌？吃三百六十五顿早餐、午餐和晚餐？

    或者，像苏滢一样，在病床上躺十一天，然后被一张白布盖着推出去？

    不。

    我不要那样。

    我不要像苏滢一样，在ICU里度过最后的日子，身上插满管子，嘴里塞着呼吸机，连一句遗言都说不完整。

    我要出去。

    我要去学校，要去逛街，要去吃所有想吃的东西，要去看所有想看的风景。我要在活着的时候，像一个活着的人一样活着，而不是像一个病人一样等死。

    “妈咪。”我翻身坐起来，动作太猛了，眼前黑了一秒。

    “怎么了？”母亲立刻抬头，身体前倾，随时准备扶我。

    “我想去学校。”

    母亲愣住了。

    “王主任说了，不能剧烈运动，不能——”

    “我不是去运动，我是去上课。”我打断她，“妈咪，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最后的愿望。

    这五个字像五把刀，一把一把地插进母亲的胸口。她的脸白了一瞬，嘴唇抖了抖，然后慢慢地、艰难地点了点头。

    “好。”

    “还有，我想住校。”

    “不行！”这次是父亲。他猛地转过身来，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痕——他没哭，他只是红了眼眶，像苏家所有的男人一样，“你不能离开家，你妈妈得照顾你，你不能——”

    “爸。”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想和其他同学一样。”

    这句话像一颗子弹，击中了父亲的某个要害。他张了张嘴，所有的反驳都卡在喉咙里，变成了一声沉闷的、几乎听不到的叹息。

    “即使……我就只能活一年了。”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心电监护仪的声音。

    嘀——嘀——嘀——

    每一“嘀”都是一秒，每一秒都在流逝，每一秒都在把我推向那个不可逆转的终点。

    母亲走到父亲身边，握住了他的手。他们并肩站在窗前，阳光从他们身后照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白墙上，像两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问号。

    “好吧。”母亲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很轻，但很清晰，“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