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停在两个街区外的灰色轿车前。上车，关门，发动。暖气慢慢驱散夜间的寒意。

    仪表盘上的电子钟显示：九点四十一分。

    开车二十分钟，来到城南一片老旧的居民区。这里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墙壁斑驳，但生活气息很浓。晚上十点多，不少窗户还亮着灯，电视的声音、炒菜的香气、孩子的哭闹声，从各个方向传来。

    我把车停在巷口，步行进去。三楼，靠东的单元。门缝下透出暖黄色的光。

    敲门，三长一短。

    门开了。苏青站在门内，五十多岁的年纪，短发，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表情平静得像深夜的湖水。她侧身让我进去，没有问“顺利吗”或者“怎么样”，只是点了点头。

    屋子里很整洁，简单的两居室。客厅沙发上散落着一些文件，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警服照——肩章上的警衔表明她退休前已经是副支队长。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笑得很甜。那是苏小雨，苏青的女儿，死于三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从六楼坠落。警方结论是自杀，但苏青从不相信。

    “喝茶。”她把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自己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赵建国？”

    “完成了。”我脱下外套，搭在沙发扶手上，“九点二十八分。过程符合预期。”

    苏青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热气：“医疗记录都处理好了？”

    “嗯。他三个月前的那次体检，心电图显示‘轻微ST段改变’，我已经把复印件匿名寄给了市二院心内科的王主任。他是个谨慎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回忆’起这个细节。”

    “降压药的配伍禁忌呢？”

    “赵建国的家庭医生上个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议资料里有一篇关于‘依那普利与酒精相互作用风险’的论文，我用匿名邮箱发给了他。他应该已经看过了，但未必重视。”我喝了口茶，是普洱，陈年的醇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现场很干净，尸检最多能检出酒精和常规药物，***的代谢产物在常规毒筛中很难被捕捉，尤其与酒精混合后。”

    苏青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他前妻怎么样？”

    “还在医院。她妹妹在照顾。医药费，我以‘热心市民’的名义缴了五万，匿名。”

    “孩子呢？”

    “十四岁，男孩，暂时住外婆家。学校那边，我也安排了助学金，通过‘破茧’的渠道，合法合规。”

    苏青点点头，不再问。这是我们的默契——每一份“标本”处理后，都必须妥善安置受害者家属。钱、医疗、孩子的教育、心理支持。这不是赎罪，这是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终结一种暴力，就必须阻止它产生的连锁伤害。

    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十点半了。

    “下一个。”苏青说。

    我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她。苏青接过，没有立即打开，而是用手指摩挲着封口的棉线。

    “这个比较特殊。”我说。

    她抬头看我。

    “目标有法律背景，反侦察意识很强。而且，他身边一直有人。”我顿了顿，“另外，他和刘副检察长走得很近。”

    苏青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刘文山？”

    “嗯。上个月他们一起打过高尔夫，上周在‘明月轩’吃过饭。席间还有一个人，‘诺维斯’制药的中国区代表。”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苏青的手指停在档案袋上，良久，她慢慢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法官袍，面容严肃，眼神锐利。陈文涛，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照片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资料：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生活习惯……详细得近乎恐怖。

    “他经手过小雨的案子。”苏青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冰锥，“第三次报警，那个出警的派出所，他是当时的法制员。报告上的‘建议调解’，是他签的字。”

    我没说话。这些我当然知道。苏小雨案的三次报警记录，每一次的处理意见都“合规”，但每一次都让那个女孩在深渊里多陷一步。陈文涛没有亲手推她，但他为推她的手铺平了道路。

    “他很谨慎。”苏青翻看着资料，“体检每年两次，私人医生。饮食控制，规律运动。没有不良嗜好，除了偶尔喝一点红酒。社交圈很干净，或者说，很封闭。”

    “他有偏头痛。”我说，“十五年的病史。一直在用一种进口的神经调节药物，需要定期从香港购买。药物与某些食物存在相互作用，比如……高酪胺含量的红酒。”

    苏青抬头，眼神锐利：“你计算过了？”

    “初步计算。需要更精确的数据：他近期服药的批次、血药浓度监测记录、常用红酒的品牌和年份。这些我正在通过渠道获取。”我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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