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

    “知道了。”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她，“所以你们是——”她伸出手指在林微言和沈砚舟之间来回点了点。

    “欠她的。”沈砚舟说。

    “追他的。”林微言几乎同时说。

    两个人说完同时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又同时移开视线。老太太被这一幕逗得前仰后合，搪瓷茶缸里的茶水都洒出来几滴，落在毛线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她拿袖子擦了擦茶缸，说了一句让两个人都安静下来的话。

    “欠也好，追也好，能同时在对方心里占一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我在潘家园待了三十年，见过的书比见过的人还多，可真正被人记住的——不管是书还是人——少得很。你们两个小家伙，别浪费了。”

    林微言低头看着帆布袋里那本《文选》，纸张泛黄发脆，封面上李善注三个字只剩下一个“善”字还勉强能辨认。这样一本破书，如果有人愿意花五年时间等它被人找到，那它就不是破书了——它是一封没有信封的信，寄信人等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等到了收信人。

    “走吧，”沈砚舟说，“下一本在对面。”

    横街上剩下的四本，找得比林微言想象的要顺利。第二本是一册《世说新语》的残卷，藏在横街尽头一个专卖连环画的摊位上，夹在一堆《三国演义》小人书中间。第三本是《楚辞》，放在一个卖**时期旧课本的摊位上，被一本1973年的《工农业基础知识》压在下面。第四本是《乐府诗集》，藏在横街拐角处一个卖旧杂志的摊位，夹在一摞1980年代的《大众电影》中间，封面上的女明星笑容灿烂，旁边就是沈砚舟那本灰扑扑的古籍，对比强烈得像是两个时代在同一个画面里撞了个满怀。

    第五本藏得最刁钻——林微言找了快二十分钟，把横街上所有摊位都翻遍了也没找到。最后还是沈砚舟忍不住提醒了一句“你看看那个卖旧地图的摊子”，她才在摊主用来垫地图的硬纸板下面找到了那本《说文解字》。书被压得扁扁的，书脊都快和纸板粘在一起了，但扉页上那三个铅笔字还在，淡得几乎和纸张融为一体。

    “你放这么偏的地方，就不怕我找不到？”林微言把那本《说文解字》从纸板下面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书页边缘被压出了永久的折痕，像是岁月在纸上留下的皱纹。

    “不怕。”沈砚舟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根基。你是修古籍的，迟早会走到这一本。”

    林微言沉默了一会儿，把那本书翻开。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纸条，已经泛黄了，上面是沈砚舟五年前写的一行字：“此书论字义，字字皆有本义。如‘悔’字，从心，每声。本义为‘自恨’。吾之悔，在心不在口。”纸条的下半截被虫蛀了几个小洞，正好蛀在“恨”和“心”两个字上，像是时间和虫子联手做了一个残忍的校对。

    她把纸条叠好，没有还给沈砚舟，也没有丢，而是夹回了书里，然后合上书页，轻轻压了压。她压书的动作很专业——手指从书脊中间往两边均匀施力，力道轻而稳，是她修复了上千本古籍之后养成的肌肉记忆。然后她把《说文解字》装进帆布袋里，和那本《花间集》放在一起。两本书在袋子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纸张摩擦纸张的细微声响。

    “横街的五本找齐了。”她把帆布袋的带子往肩上紧了紧，“现在去大胡同。你那边放了四本对吧？”

    “对。”

    “走。”

    沈砚舟跟在她身后，两个人从横街拐进大胡同。大胡同的摊位明显比横街整齐，每家的书都分了类——经部的、史部的、子部的、集部的——按照四部分类法摆放，有些讲究的摊主还在书脊上贴了手写标签，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逛这条街的人也比横街安静，没有人大声讨价还价，交易都是在低声交谈中完成的。

    沈砚舟在大胡同放的这四本书，品相明显比横街那几本要好。第一本《诗经》放在一个专卖经部古籍的摊位上，被摊主仔细地套了塑料书套，搁在玻璃柜的第二层，和一套同治年间的《十三经注疏》并排摆着。摊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见林微言要拿那本《诗经》，赶紧从玻璃柜里取出来，两只手捧着递给她。

    “这本品相好，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版本，但胜在完整，书脊也没断，扉页上——”摊主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扉页上那三个铅笔字，“哦，有旧藏家的签名。这个‘砚舟’我查过，不是什么有名的藏书家，但字写得挺有风骨的。”

    林微言和沈砚舟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都没说话。摊主不知道的是，他口中那个“不是有名的藏书家”，此刻就站在他面前，手里还端着一杯凉透了的拿铁。

    第二本《礼记》放在一个专卖史部古籍的摊位，摆在《史记》和《汉书》中间，位置相当显眼。沈砚舟当年选这个位置的时候显然动了脑筋——史部类的书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夹在两本镇摊之宝中间，就变成了一定会被看到的书。第三本《周易》藏得更妙，放在一个杂项摊位上的最后一排，旁边全是佛经和道家典籍，混在中间一点都不突兀。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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