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

    “哦，王队长的侄子。”刘德贵打量着他，“会干什么？”

    “会砌墙。”

    “砌墙？行，去工地上吧。一天一块大洋，管两顿饭。好好干，干好了，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谢刘团长。”

    长安去了工地。工地在城东，修碉堡。保安团的兵监督，老百姓干活。挖地基，搬砖，和灰，砌墙。长安从小跟着四叔学手艺，活干得好，又快又结实。工头喜欢他，让他当了小工头，管十几个人。

    一天一块大洋，他舍不得花，攒着。干了十天，攒了十块大洋。他去买了五十斤苞米，二十斤白面，托人捎回店子上。

    粮食捎回去那天，秀英哭了。长安娘也哭了。孩子们有了吃的，笑得像花。

    泽喜看着那些粮食，心里五味杂陈。他王泽喜，保乡队队长，打了四年日本人，没让家里人吃上一顿饱饭。长安去给国民党干了十天活，就让家里人吃上了白面。

    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不是扫荡，是征粮。说是“皇军征粮，天经地义”。店子上刚收的春粮，要征走一半。

    乡亲们不干，拦着粮车。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两个人。

    泽喜带着保乡队赶去时，日本人已经装好粮车，准备走了。他站在路中间，拦着。

    “太君，”他脸上带笑，可手按在腰里的枪上，“这粮食，是乡亲们的命。您征走了，这个春天，得饿死人。”

    带队的日本军官，是个少尉，会说中国话：“八嘎！皇军征粮，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你的，让开！”

    “太君，行行好，少征点……”

    “让开！”

    日本兵端起枪。保乡队的人也端起枪。眼看要流血，泽喜咬了咬牙，挥手。

    “让开。”

    保乡队让开一条路。日本人的粮车，大摇大摆地走了。

    乡亲们看着泽喜，眼神里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泽喜心上。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咱们……”

    “回去。”泽喜转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铅。

    夜里，泽喜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天。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是。”

    第二天，长安去保安团辞工。

    刘德贵听说他要走，笑了：“王长安，你当我这儿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刘团长，我家里有事……”

    “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我爹病了，要人照顾。”

    “你爹病了？”刘德贵笑得更冷了，“我怎么听说，你爹死了好几年了？”

    长安语塞。他憨，不会说谎。

    “行了，”刘德贵摆摆手，“你要走，可以。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退回来。一天一块大洋，两个月六十块。拿来，就让你走。”

    “刘团长，我……我没钱。”

    “没钱？”刘德贵脸色一沉，“那就别想走！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再敢提走，军法处置！”

    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个小黑屋，没窗户，没光，只有老鼠。他在里面关了三天，没吃没喝。

    第四天，泽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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