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挡得住人。”泽喜说，“墙高，厚，他们爬不进来。就算用炮轰，也得费些事。咱们店子上穷，没什么油水，他们不会死磕。”

    “可这工程……”

    “我干。”泽喜说，“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八队、九队、十队，谁家想一起，都来帮忙。人多力量大。”

    没人说话。屋里静得可怕。

    最后，王文修开口：“行，砌。泽喜，你牵头。需要什么，家里支持。”

    从那天起，王家老宅周围，开始砌墙。

    墙高两丈，厚三尺。砖是泽喜带着人，从附近废墟里捡的旧砖，从汉水边挖的泥土烧的新砖。灰是用糯米浆和的，掺了碎麻，结实。

    八队那些穷苦人家，听说砌墙能防日本人，都来帮忙。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九队张家、十队肖家，也派人来，出砖，出灰，出粮食。

    泽喜是总指挥。他画图，放线，指挥人挖地基，砌墙。墙不是直的，是弧形的，像半个圈，把王家老宅和周围几户人家围在里面。墙上有射击孔，有瞭望口。墙内有暗道，通地窖，通长沟。

    这是他砌过的最大的工程，也是最重要的工程。

    这不是给人住的墙，是保命的墙。

    砌墙的时候，泽喜常想起太爷爷王义正。想起太爷爷从蒲圻逃到襄阳，砌下王家第一堵墙。那堵墙，是安身的墙。

    现在，他在砌保命的墙。

    五十三年了。

    王家从安身，到保命。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可还得走。

    墙砌了三个月。完工那天，店子上能来的都来了。看着那堵灰扑扑的高墙，像一条沉默的龙，盘在长沟西头。

    “这墙，”八队一个老人摸着墙砖，“能立多少年？”

    “只要人在，墙就在。”泽喜说。

    “人在墙在。”老人重复着，眼圈红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泽喜十六岁。

    墙砌好了，可日子还是难。税更多了，什么“国防捐”“抗日捐”“救国捐”。世贵的杂货铺，一个月得交十五块大洋的税，几乎赚不到钱。世富的木匠铺，也接不到活。

    泽全的身子时好时坏。春天咳，秋天喘，冬天就卧床。泽喜挣的钱，大半给他买药了。中药，西药，偏方，都试过，可就是断不了根。

    “哥，”泽全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别花那冤枉钱了。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泽喜红着眼，“好好吃药，好好养。等你好了，我教你砌墙。你不是想学么？”

    “嗯，想学。”泽全笑了，笑得很虚弱，“可我这身子……怕是学不了了。”

    “学得了。”泽喜说，“慢慢学。一天学一点，一年学一点，总能学会。”

    “哥，”泽全看着他，眼睛亮亮的，“你说，咱们砌的墙，能挡住日本人么？”

    “能。”

    “可日本人……有枪，有炮。”

    “墙挡不住枪炮，可挡得住心。”泽喜握住弟弟的手，“只要心不垮，墙就不倒。墙不倒，家就在。家就在，人就在。”

    泽全点点头，闭上眼睛睡了。泽喜坐在床边，看着弟弟瘦削的脸，心里像压了块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本人占了华北。

    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湖北离华北，只隔着一个河南了。日本人随时可能打过来。

    店子上人心惶惶。有人开始往西逃，往四川逃。王家也商量，要不要走。

    “不走。”泽喜说，“咱们有墙。墙在，家在。”

    “可日本人……”

    “日本人也是人。”泽喜说，“他们要的是地，是钱，是粮食。咱们店子上，要地没地，要钱没钱，要粮食没粮食。他们来了，抢不到什么，自然就走了。”

    “可万一……”

    “没有万一。”泽喜站起来，“爹，爷爷，伯爷，咱们王家，在店子上五十五年了。从太爷爷逃难过来，到现在，四代人。根扎在这儿了，走不了了。要走，就得把根拔了。根拔了，王家就没了。”

    没人说话。屋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最后，王文修开口：“泽喜说得对。不走。死，也死在店子上。”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泽喜十七岁。

    这年春天，泽全的身体居然好了些。能下床了，能走路了，虽然还是弱，可不再天天咳嗽了。郎中说，这是“童子痨”过了凶险期，往后慢慢调养，能活。

    王家人都松了口气。秀英天天给泽全炖汤，熬药，把他当宝贝宠着。

    泽喜也高兴。他带着泽全去工地，教他认砖，和灰。泽全学得慢，可认真，一个动作，一遍不会，练十遍。手上磨出了水泡，破了，结痂，又磨破。

    “疼不疼？”泽喜问。

    “不疼。”泽全摇头，“哥，我能学会么？”

    “能。”泽喜说，“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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