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道的长椅上。手机在包里响了好几轮，她都懒得看。这种时候，公司的事忽然变得很远。她的世界里，只剩下肚子里那个还没成型的小生命，和走道里消毒水的味道。

    “苏砚。”陆时衍回来了，手里拿着缴费单，在她旁边坐下，“紧张？”

    “没有。”她否认得很快，快得自己都不信。

    “我也紧张。”陆时衍说。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那上面贴着一张孕期知识海报，画着一个蜷缩的胎儿。他的喉结动了动，声音有点哑：“我昨晚失眠了。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比如你生产的时候我该站在哪儿，比如孩子以后像谁，比如我能不能当个好父亲。”

    苏砚转过头看他。他很少这样直白地剖白自己。律师这行干久了，话说七分留三分，每句话都像在法庭上做陈述，滴水不漏。可此刻，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真诚，像用最薄的车刀，削去了一层外壳。

    “你一定能。”苏砚说。说完她自己愣了一下。这种话从她嘴里出来，太不像她了。

    陆时衍笑了，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他伸手覆住她的手背，轻轻扣住：“那你也一定能。”

    苏砚没说话。她把头转开，看着过道尽头的窗户。窗外的天很蓝，有鸟飞过去，不留痕迹。她的手被陆时衍握着，温热而坚定。她忽然觉得，也许自己不用什么都一个人扛。

    做完B超，拿到报告。影像里那个小小的胚囊像一粒种子，安静地躺在**里。医生指着上面一个极小的光点，说：“这就是胎心，跳得不错。”

    苏砚盯着那个光点，觉得喉咙发紧。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张报告单折好，放进了包最里面的夹层。

    从医院出来，太阳很好。陆时衍提议去吃早餐。苏砚破天荒没有拒绝。两个人找了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坐在靠窗的位置。陆时衍点了豆浆油条，苏砚要了碗白粥。粥端上来，很烫，她舀了一勺慢慢吹。陆时衍就坐在对面，把自己那根油条掰成小块，泡进豆浆里。

    “你不吃？”苏砚问。

    “等你先吃。”他说。

    苏砚看着他，忽然想笑。这人在法庭上能把对方律师堵得说不出话，在早餐店里却像个刚谈恋爱的学生，眼巴巴地等着她先动筷子。

    “陆时衍。”她叫他的全名。

    “嗯？”

    “如果以后孩子问起来，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你怎么说？”

    陆时衍喝豆浆的动作停了一下。他看着苏砚，神情认真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会告诉他，妈妈在法庭上把爸爸的证据链拆成了碎片。然后爸爸就在想，这女人真厉害。后来爸爸发现，不只是在法庭上，在哪她都厉害得让人移不开眼。”

    苏砚听完，夹起一筷子粥上的米油，送到嘴里。很淡，但有一股粮食的香。她没评价，只“哦”了一声。可耳根已经悄悄红了。陆时衍显然看见了，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

    饭后，陆时衍把车开到了电子科大老校区。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苏砚问。

    “走走。”他停好车，绕过来拉开车门，“医生说了，适当运动。你最近太紧绷了，得松一松。”

    两个人沿着校园的小路慢慢走。老校区的建筑还保留着九十年代的模样，红砖墙，绿铁门，路边种着成排的银杏。这个季节，叶子还绿着，但已经有些发黄的迹象了。走着走着，就看见了那棵被移植过来的老银杏。树还立在那里，枝叶还算茂盛，身上挂着营养液，像一位正在疗养的老人。

    苏砚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她坐得笔直，像在开会。陆时衍在她旁边坐下，也不说话。两个人就那样坐着，看着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洒了一地碎金。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儿。”苏砚突然开口，“那时候我爸的公司还在，他每个周末都会带我来。他坐在这个石凳上看报，我就在巷子里追猫。巷子口有个卖糖画的老头，每次都会给我画一条龙。我爸说，龙太贵了，画个蝴蝶吧。我不干，就哭。最后每次都是龙。”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讲一个很远的故事。陆时衍安静地听着，没有插嘴。

    “后来我爸走了。我就再也没来过。那巷子拆的时候，我以为这棵树也保不住。我站在这里想，我爸要是知道树也没了，会不会怪我。”她顿了顿，抬头望向银杏树繁密的枝叶，“可我也没做错什么。”

    “你从来没做错什么。”陆时衍说。

    苏砚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种极淡的、不易察觉的脆弱。她很快别开目光，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绞在一起，指节有些发白。

    “我总觉得，我对不起我爸。他走的那天，我还在学校上课。老师把我叫出教室，说家里出事了。我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走了。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苏砚。”陆时衍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你不需要对得起任何人。你爸如果在，他只想你过得好。”

    苏砚没接话。她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幅度很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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