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月收到那罐茶叶是第二天下午。

    邮差骑脚踏车送到盐埕区公寓门口，木盒子装的，外面裹了一层旧报纸，寄件人写的是“台北福州街李记茶行”。盒子里是半斤文山包种，茶叶底下压着一张对折的纸条，纸条上就一行字：新茶到了，来取。

    陈明月把纸条攥在手心，面上没什么表情，冲邮差点了点头，转身回屋把门带上。关上门之后她靠在门板上站了几秒，把纸条凑到灶台的火苗上烧了，灰烬掉进水槽，拧开水龙头冲了个干净。

    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撩开一条缝往外看。巷子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个木箱，旁边蹲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系鞋带。系了快十分钟了，鞋带还没系好。

    这条尾巴跟了她一个礼拜，从保安司令部放人那天起就没断过。早上她出门买菜，尾巴跟到菜市场，蹲在鱼摊旁边假装挑鱼；中午她在家做饭，尾巴就蹲在巷口的面摊上吃面，一碗面吃一个半钟头；傍晚她下楼倒垃圾，尾巴跟到垃圾站，顺手把烟头扔进垃圾桶，装得跟邻居似的。

    陈明月在窗边站了一会儿，把窗帘放下来，走到里屋打开衣柜，从最底层抽出一只旧皮箱。皮箱里是林默涵走之前留下的东西——两件换洗衬衫、一条领带、一本《唐诗三百首》，还有一张揉皱了的电影票根。她把衬衫和领带塞进一只布袋里，书和票根留在皮箱底层，上面压了几件她自己的旧衣服。

    收拾完东西，她坐回灶台边上，拿笔在台历上算日子。今天是十二号，台北那边说“新茶到了”，意味着转移的事已经安排好了。她得在三天之内甩掉尾巴，赶到台中雾峰。从高雄到台中，坐纵贯线火车快车四个钟头，慢车要六个多钟头，中间还得换一趟车。尾巴跟得这么紧，火车站肯定有人盯着，她不能直接从高雄站走。

    她想了半个钟头，脑子里过了好几套方案，最后选了一条最简单的——用菜市场后巷那家成衣铺。

    成衣铺的老板娘姓蔡，四十来岁，潮州人，早年跟她丈夫一起跑过单帮，后来丈夫病死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盐埕区开了间成衣铺，卖些从香港转口过来的旧衣服。蔡老板娘平时爱跟陈明月打麻将，两家隔了两条巷子，关系不算深，但也不浅。陈明月上个月帮她儿子找过一份在军医院当勤杂工的活儿，蔡老板娘一直念着这份人情。

    十三号早上，陈明月照常出门买菜。尾巴跟到菜市场门口，蹲在卖烧饼的摊子旁边，要了碗豆浆慢慢喝。陈明月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买了把青菜、半斤猪肉、两条小黄鱼，从菜市场后门出去，拐进成衣铺那条巷子，推门进去了。

    蔡老板娘正在店里烫衣服，抬头看见她进来，笑了笑：“沈太太来啦，今儿想挑件什么？”

    “蔡姐，我下个月要去台中走亲戚，想找件厚点的外套。”

    “台中啊？那边比高雄冷，你来得正好，我昨天刚收了一批香港过来的呢子大衣，你进来挑。”

    陈明月跟着蔡老板娘进了里间。里间是试衣间，三面镜子一面布帘，帘子后面堆着存货。陈明月把菜篮子搁在地上，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递给蔡老板娘：“蔡姐，我有点急事，得麻烦你帮个忙。”

    蔡老板娘接过纸展开看了一眼，上面写了几行字，是陈明月托她办的事——从她店里借一套旧衣服和一双旧鞋，再帮她把菜篮子捎回公寓门口搁着。纸的最下面写了一行：蔡姐，这事别跟人说，回头我跟你细说。

    蔡老板娘看了两遍，把纸叠好揣进围裙兜里，没多问。她从存货堆里翻了一套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和一双黑色布鞋出来，又找了顶旧草帽：“够不够？”

    “够了。菜篮子搁门口就行，别搁太里面，让巷子里的人能看见。”

    “那你从哪儿走？”

    “你后院那个小门通哪儿？”

    “通打铁街，出来就是卖五金的那排铺子。”

    陈明月把碎花布衫和布鞋换上，头发重新梳了个髻，草帽往脑袋上一扣，对镜子里照了照——跟早上出门那个穿旗袍、烫卷发的“沈太太”判若两人，活脱脱一个跑单帮的乡镇妇女。

    蔡老板娘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眼，拍了下手：“行，你走吧。菜篮子我一会儿拎出去搁门口。”

    陈明月从后门出去，打铁街上全是叮叮当当敲铁皮的声音，她低着头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小巷子，穿出去就是高雄车站后站的货运仓库。仓库旁边有条小路通到客运站，那边有跑台中线的民营巴士，不用证件，给钱就上车，比火车站松得多。

    巴士是下午两点半开的，到台中已经快七点了。陈明月在台中车站附近吃了碗面，又转了一趟往雾峰去的公路局班车，到雾峰乡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她按青松给的地址摸到那间茶庄门口，敲了三下门，停一停，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条缝，一个五十来岁的黑瘦男人探出脑袋，上下看了她一眼：“买茶还是找人？”

    “找周老板，台北李记茶行让我来的。”

    门开大了些。黑瘦男人侧身让了让：“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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