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8日，台北，阴。

    距离通缉令签发已过三天。迪化街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颜料气味和一种无形的紧张感。林默涵——现在必须完全成为陈文彬——已经三天没有迈出恒昌颜料行半步。他白天在铺面搬货、记账、擦拭货架，沉默得像一块影子。三个伙计已经习惯了这个不爱说话的“二掌柜“，偶尔瘦猴还会拿他缠着布条的小指开两句玩笑，他只是笑笑，不接话。

    老扁每天凌晨准时出现，带来外界的消息碎片。

    今天凌晨的消息是：魏正宏把通缉令的悬赏提到了八万银元。

    “八万。“老扁坐在椅子上，声音压得像蚊子哼，“他疯了。八万银元能买一栋楼。“

    林默涵在黑暗中没有说话。他坐在窗边，听着外面偶尔驶过的军用卡车声。

    “江一苇那边有动静了。“老扁从怀里摸出一张折成指甲盖大小的纸片，放在桌上，“他老婆前天进了医院，早产，母子平安。他今天下午会去军情局，魏正宏让他去'大华文具行'取一批档案盒，顺便——“

    “顺便什么？“

    “顺便把一样东西带回来。他会在文具行门口放一盆兰花，你取走花盆里的东西，原盆放回。“

    林默涵拿起那张纸片，就着窗外的路灯展开。上面写着地址和时间：

    “下午两点，重庆北路大华文具行，兰花盆，绿瓷，三株建兰。“

    “江一苇怎么知道我会去？“

    “我说了有个'颜料行的朋友'最近手头紧，想接点活。他说可以见一面。“

    “见面地点？“

    “文具行后巷的茶馆。他取了档案盒之后会去喝茶。“

    林默涵把纸片嚼碎咽下。

    “风险太大。“他说，“军情局的人去文具行买东西，我在旁边出现，万一被认出来——“

    “他认不出你。“老扁说，“你现在的样子跟通缉令上的照片差了十万八千里。寸头、老花镜、染了头发、手指还受了伤。通缉令上那个沈墨是西装革履的商人，不是搬颜料的店员。“

    林默涵沉默了一会儿。

    “我去。“

    ------

    下午一点半，重庆北路。

    林默涵穿着那件灰色中山装，戴着老花镜，左手小指弯曲着，拎着一个空颜料桶——这是他的掩护道具，万一被盘问，就说去文具行买墨水顺便修桶。

    大华文具行在重庆北路和民权西路的交叉口，门面不大，玻璃橱窗里摆着钢笔、笔记本和档案盒。门口右侧的花架上果然摆着一盆绿瓷花盆，三株建兰，叶子翠绿，开了一朵淡紫色的花。

    他走过文具行门口，没有停留，走到街对面的一家修鞋摊前，蹲下来问修鞋匠：“师傅，这桶底能补吗？“

    修鞋匠看了一眼颜料桶：“能补，等半个钟头。“

    “行，我等。“

    他坐在修鞋摊的小马扎上，背对文具行，余光盯着那盆兰花。

    一点四十五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文具行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瘦高个，戴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走进文具行，五分钟后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包裹。

    江一苇。

    林默涵在档案照片里见过这个人——魏正宏的机要秘书，三十八岁，浙江奉化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照片上他面带微笑，站在魏正宏身后，像个标准的幕僚。

    江一苇走出文具行，没有立刻上车，而是走到花架前，弯腰看了看那盆建兰，伸手拨了拨叶子。

    林默涵看见他的手指在花盆土里轻轻按了一下。

    然后他直起身，上了车，轿车驶离。

    林默涵等了三分钟，站起来对修鞋匠说：“师傅，我先去办点事，桶放你这儿，回头来取。“

    他穿过马路，走到花架前，装作在欣赏兰花。左手伸进花盆，指尖触到一个硬物——是一枚裹着蜡纸的小圆筒。他取出来，顺手拨了拨叶子，装作闻花香，把蜡纸筒塞进袖口。

    花盆里多了一个东西。他低头一看——是江一苇放回去的，一枚铜钱，压在土面上。他不动声色地拿起铜钱，揣进口袋。

    然后他转身走进文具行隔壁的一条小巷，绕到后巷。

    后巷有一家小茶馆，叫“清心茶室“，只有四张桌子。江一苇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面前摆着一杯乌龙茶和一碟瓜子。

    林默涵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

    江一苇抬头看了他一眼。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快速扫过他的脸、他的老花镜、他的寸头、他缠着布条的小指。

    “陈老板？“江一苇的声音很轻，带着江浙口音。

    “江秘书。“林默涵用宁波口音回答。

    两人沉默了几秒。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客人，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盹。

    江一苇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包裹，拆开，里面是六个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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